新华网浙江频道01月04日电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致力于乡村工业化发展的浙江，如期收获了林立的工厂和令人羡慕的富裕。而意外的更大的喜悦却是，欣欣向荣的城市和城镇遍地开花。

    城市的崛起，使千古稻桑之地的浙江，从此高楼栉比，霓虹飞彩；每年，上百万的农民摇身变成梦寐以求的市民。更重要的是，城市或城镇在浙江已经替代体制创新优势成为新的经济发动机，为逐渐淡化经济直接参与者身份的各级政府提供了施展主观能动性的新舞台。

     祖祖辈辈事稻弄蚕的农民，洗脚上田，创办了数以十万计的工厂企业和数以千计的商品市场――改革开放后敢为天下先的浙江人凭借体制创新优势所创造的传奇，到今天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佳话。然而，到上世纪末，体制创新的先发效应正悄悄地淡出历史舞台 。 浙江占工业总量54.5％的乡镇工业 “低、散、弱”，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竞争力存在严重的缺陷。据当时的统计，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有6.6万家，数量蔚为壮观，但是平均每家的企业职工只有54人，合作经营和个体企业的规模更小，平均从业人数不到3人。“乡乡点火，村村冒烟”格局，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污染了环境，其产品大多只能“走西口”，适应“三北”市场的需要，登不了大雅之堂。同时， 知识经济浪潮其时已风起云涌，但是连电脑都是稀罕之物的田野乡村，显然不是它的落脚点。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种耐人寻味现象在浙江出现，大批有实力上档次的乡镇纷纷背井离乡将首脑总部往上海等大城市迁移。

    人们在探究中发现，除全球经济大气候的影响之外，浙江经济的“世纪末现象”，有其深层的内在原因。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原有社会结构格局不可调和的体现。

    众所周知，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看，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城市化水平必须和工业化水平相适应。改革开放前，浙江省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4％左右，二十多年来，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浙江农民自发的非农化进程十分活跃，出现了每年平均1％的增幅。但是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浙江对这些"户口农民"一直实行"离土不离乡"的指导思想，而没有因势利导，有意识地借机主动引导农民进城，反而迟迟不敢对乡间的壁垒采取大动作。 使得城市化进程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到1998年，依旧滞后工业化10多个百分点，与改革开放前状态大致相仿。

    飞速的乡村工业化日益呼唤更先进的组织方式和发展平台。

    当时，众多经济学家就指出， 像浙江这样的省份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提出城市化的思路，以改变被动的局面，加速城市化追赶工业化，全面提升城市化的质量，从而深度破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矛盾。

     1998年，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顺势应时，把城市化作为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新一轮发展的主要载体”。随后，一份集纳省内外众多专家之智慧的《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隆重出台。《纲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强化杭、宁、温等中心城市功能，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培育中心镇”。从此，城市，在浙江这块自古闻名的稻桑之地成为真正的主角：833个乡通过撤、扩、并减少到596个，原本"摊大饼"彼此相联又各自为政的小城镇迅速"合并同类项"，建制镇从1999年的1004个减少到860个；走进每一个地级市或县级市，就像走进一个个庞大的建设工地，高楼、绿地、广场打造着现代城市的非凡气质；2001年，杭州，这座千百年来都被西湖紧紧拥抱的江南古城突然向西、南两翼伸展臂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成为杭州市区的一部分，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组团式城市正在崛起，改变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的格局。1999到2001这三年间，浙江省城市化增幅分别达到1.5％、2％和2.5％，不仅突破前20年1％平均增幅水平，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增长态势。

     经济学家指出，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的效应是：激活一座城市，会自然而然地驱动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据现有的统计数字，到2000年底，浙江城市面积突破10000平方公里。城市化长大的过程是巨额投资连环产生的过程。三年来，浙江省全社会投资完成了6001亿元，年均增长10.2％，与GDP的增幅“血脉相连”这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就占了1808亿元，这还不包括城市化推动带来的旧城改造、园区建设、城际交通、信息网络、水源和电源改造的投资。浙江省的有关部门去年保守地算过一笔账：三年来城镇迁入人口以190万计，按照2000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7020元、为农民的2.2倍计算，进城人口直接扩大了72亿元的消费。
      城市，是一块集聚各种经济要素的“吸铁石”。“吸铁石”越大要素集聚功能越强，而吸引的要素越多，又会反过来再增加对新的要素的吸引力。1998年后， 束缚在浙江大小城镇身上的绳索被一一解开，城市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三年来，浙江省级批准在各地的中心城镇建设的各类工业园区就达到90个，总投资200亿元。为期盼已久的乡村企业提供了崭新的空间。从偏远之地转移到城市，乡镇企业不仅资金、市场、信息、交通、通讯等要素环境得到改善，而且还获得了融入相关产业链的机遇，使得积压已久的张力获得了裂变般的爆发。

   近年来，在浙江各级政府对城镇的认识逐渐深刻：首先，城镇是一个产品，而非仅是人口密集的居住地域；其次，城镇是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而非仅是水泥钢筋的堆积物。依照规律主动经营，可以有大的作为。

   地处浙北的安吉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同浙江省内较发达的地方相比经济相对落后。农业要有新飞跃很难，工业要发展条件限制又很多。政府不能直接去种地也不能直接去办厂。怎么办？安吉从别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经营城市。
 
   安吉开始了未曾经验过的全新事业。他们首先把当时街道狭窄、旧房连片的小小县城定位为“生态旅游城市”。

    没钱向市场要。 安吉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胡国良诉记者，他刚到开发区时，帐上没有一分钱，但是县里给了他一条政策：开发区管委会在土地、规划、城建等方面享受相对独立的权力。凭借这些政策和干一番事业的抱负，开发区开始“虚拟经营”。他们向开发商游说：假如把县政府从旧城中搬出来到新区造一栋新办公大楼，再在新大楼前造一个漂亮的生态广场，那么周围的土地会成倍甚至成十几倍增值。但是，眼下就是没有启动资金，如果谁意愿为安吉县城的改造垫付这第一笔成本，那么谁就是安吉的功臣，谁就享受广场周围土地的优先开放权。预先垫付的成本将用广场和大楼建成后周围增值的土地抵偿。面对安吉越来越热的旅游经济，不少精明的商人动心了。有人出了造广场的钱，有人出了造政府大楼的钱。

   虚拟的效果一旦成为现实竟然比虚拟的状态更为惊人。不等广场和政府办公大楼完工，周围数平方公里的土地价格从几千元飞升到几万元、几十万元。源源不绝的资金奔涌而至。短短两三年时间，一文不名的开发区竟然投资了40多亿元，等于再造了一座更大、更美的新县城。而且，由于县政府的迁移，新区的启动，紧挨着的老城区也用同样的方法，完成了60多万平方米的老城改造，向市场融得了20多亿元的资金。如今的安吉县城无论人口还是面积比原来都大了一倍。 群被也劈开了，两条连接杭州和上海的的高等级公路，使得安吉到杭州和上海的行车时间分别缩短一半以上。

   一个多年来颇为寂寞也相对清贫山区县安吉，奇迹般地“热闹起来”，让人深感“遍地是金” 那些在溪涧深谷中流淌了千百年的泉水，被一桶桶罐装起来，运进上海，卖出了“油的价钱”；从一个偏僻山村采得的二两野生"白茶"，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居然拍出了40500元的天价；几乎没有一个知名景点的地方， 去年一年，游客就来了140多万，旅游收入3亿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