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军从法国直飞杭州，出现在西博会“复旦管理论坛”的演讲台上，就企业家精神与浙江的民营经济作了一番精彩的论述。本报记者在会议间隙采访了他。

    记者：究竟该怎样来理解企业家精神？
    张军：企业家精神难以用一些指标，比如体力、学历和经历等来界定，我想，先用逆向法来定义什么不是企业家精神会更容易说清楚。我认为凡是能够通过合约写清楚的东西和企业家精神都没有关系，只有依靠企业家个人判断、感觉去实现的东西才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个性，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不能被买到，也不能被分享，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充满冒险精神、有创新能力的创业者。

    记者：浙江是出企业家的地方，为什么在过去20多年里，企业家精神这种稀缺资源如此集中地出现在浙江？
    张军：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体制环境很有关系。在过去的20多年里，浙江涌现出众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浙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一些民间的体制外的经济活动很容易冲破固有结构萌芽、生长，形成一个新的体制。因为有了这种“变化”和“突破”，才有了创新和创业。在浙江，制度规范之外的民间经济活动是如此丰富多彩，为企业家诞生提供了理想环境。

    记者：有人说浙江经济是草根经济，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起家时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对此您怎么看？
    张军：这恰恰说明了民间经济活动的力量，也说明了企业家精神与学历和经历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我在美国硅谷考察时注意到一个现象，硅谷的创业者绝大部分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且基本上没有大公司的工作背景，他们完全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浙江的企业家，如果从寻常的人才标准去评判，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但恰恰是这种排除使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得到了体现。
    我们不能忽视民间的力量，或者说制度外的力量。大量的研究证明，世界近30年来的主要发明与产业化几乎都是民间的个人活动。他们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

    记者：浙江经济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张军：我过去几年对“新经济”，对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以及对浙江和广东的经济增长进行过深入观察和思考。我相信，经济增长离不开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经济活动只有不断地将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企业包容进来，才能有发展的逻辑。浙江的实践和经验已经对此做了很好的证明。
    浙江经济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它是一种人本经济，这中间，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企业家的投入，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繁荣。

    记者：浙江的民营企业正在慢慢长大，有的实力已经很强，企业家们将从“创业型”向“管理型”过渡，您对度过创业期的浙江企业家有什么忠告？
    张军：一批批企业成长起来了，必然会产生管理的需要，如果你仅仅从这个链条看，那自然会得出企业变强，创业动力消失、活力消退的结论。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考验浙江经济活力，或者说检验浙江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创业的不断增长。
    浙江最初一代民营企业已经做强，但是还有很多小企业在冒出来，关键是要有制度保证那些做大了的企业不妨碍更多的潜在创业者的发展，这样浙江经济的活力就不会衰退。
    当然，已经做强的企业发展的空间还非常大。如何促进那些取得成功的企业家的持续创业热情，需要社会为其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也就是说要从法律上给予私产更多保护。这样才能激发企业不断地做大做强，激发更多的人通过创业获得财富。

    张军简介：
    张军，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曾先后在英国萨塞科斯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从事了两年多的博士后研究，现为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兼任复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市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