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红薯了，两块钱一斤！”天气渐凉的深秋，走在杭城的街头，只要你稍稍留意，就能听到带着童音的叫卖声。他们是一群卖红薯的“生意少年”，一般才10多岁。为了生计，他们被迫用自己嫩弱的肩膀，承担起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责任。其中，他们干得最多的就是上街卖烤红薯。昨天下午，记者走遍杭城的大街小巷，寻找他们的身影，聆听并记录下他们的酸甜苦辣。

　　背后都有个辛酸的家
    
　　在杭州市中医院门口，记者看到一位穿着汗衫的少年，一边烤着红薯，一边大声叫卖。

    最初的陌生，随着谈话的深入而逐渐消除。男孩叫晨晨，今年15岁，老家在湖北蕲春，家里一共有4口人。爸爸是残疾人，妈妈身体有病，不能下地干重活，家里还有一个13岁的弟弟在读初中。父母俩每年的医药费，就花去了家里的大部分收入。为了养家，晨晨被迫辍学，外出打工赚钱。

    或许是远在异地，没有什么朋友的原因，面对我们的询问，晨晨很健谈，说老板和他一起住在东新路28号，每天晚上晨晨一回家，老板就拿出计算机，给晨晨一天来卖的红薯数量、价格合算后，让他缴钱。有时，还要摸摸晨晨的口袋，看他有没有留下“私房钱”。

    然而，当我们提出要到他住的地方看看时，晨晨死活都不答应，他说，如果他将生人领回家，老板会骂他、打他。

    赵小明的“地盘”在杭州天目山路浙江海关附近。记者上前搭话，他不大愿意搭理；等记者掏出10元钱，买了他两个红薯后，他才慢慢地打开了话匣子。

    小明今年14岁，安徽宿松人。他家里很不幸，亲生父亲去世早，母亲一直身体不好。后来，母亲再婚，指望能有个男人养家。谁知继父喜欢赌博，把她母亲借来看病的钱，都拿去输掉了。小明本来在学校上初二，但因为家里没钱缴学费，只好辍学。今年9月，他跟老乡一起到杭州打工。干不了重活，只好卖红薯赚钱。

　　钞票进了老板的腰包

　　晨晨说，他是为老板打工的。每天早上6时，就得起床生炉子、烧红薯。9时左右，从城西住的蒋村出租房出发，推着小推车步行一个小时，到体育场路附近开始一天的生意，大约到傍晚6时收摊子回家。

    谈起生意，晨晨有丰富的经验。“天冷的时候生意最好，一天能赚七八十元。像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就只能赚个四五十元钱。”

    晨晨每天卖的钱，都要上缴给老板。月底的时候，老板会给他300元作为工钱。

    跟晨晨不一样，小明既是老板，又是打工者。他跟老乡一起住在登云路上的农民出租房。每天早上9点钟左右出门，推着卖红薯的小推车，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路到海关附近来摆摊。什么时候红薯卖完了，什么时候就回去。小明回去最晚的一次，是晚上11点半。
    
　　城管逮住拼命挣扎
    
　　按有关规定，马路上不能无证摆摊。晨晨告诉记者，“我最怕的就是城管人员，他们常常会赶我们。一旦碰上，炉子就会被拖走，回去得挨老板的骂。”

    正说着，2名西湖区的城管执法人员过来了，忙着做生意的晨晨没有注意，被逮了个正着。当执法人员要拖走他的炉子时，他拼命地挣扎，嘴里不停地说：“我下次不敢了，再也不这样了好吗！”

    现场一名姓周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像晨晨这样卖烤红薯的孩子，在杭州街头很多。他们给一些所谓的“老板”干活。小明现在用的这个炉子，是他借钱到小商品市场批发的。这是小明的第三个炉子，前两个，都被执法人员给没收了。

    “我们卖红薯的，哪个人都有炉子被没收过。没收就没收呗，再去买一个，不然你能怎么办？”说这话的时候，小明的口气俨然像个大人。

　　再苦再难也不愿回家
    
　　晨晨说，跟他在一起给老板干活的孩子，还有好几个，不过，都不是一个地方的，彼此不是太熟悉。小明也说和他一样卖红薯的孩子也有十几个，都是从农村来的。其中，还有两个女孩子，一个11岁，一个12岁。

    采访完晨晨，已将近晚上6时多。华灯初上，照亮了晨晨和小明回家的路途，但望着他们瘦小的身影，我们心里总觉得有一些东西堵着。这些应该和同龄孩子一样还在父母怀抱里撒娇，在学校和同学一起上学、玩耍的少年，却过早地体验着人生的甘苦。他们的命运如何？本报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