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同志丰富的实践经历，超凡的革命胆识和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深入研究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本领；深入研究他勇于迎接挑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魄和把握机遇、开创未来的卓越才能。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和精神，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们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

　　——李长春12月25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编者按
    
　　毛泽东，真伟人，奇男子。作为伟人，钱江畔运畴帷幄，浙江大地留下串串足迹，这足迹推动着民族复兴，中华崛起，枚枚堪称经典。作为男人，爱民族，爱国家，爱人民，爱子女，份份爱滚烫热辣，感天动地，洋溢着浓烈的阳刚之美。政治家、民族英雄的毛泽东，浙江人民无时不在感怀他在钱江两岸留下的经典。奇男子、伟丈夫的毛泽东，普天下谁不对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潇洒心向往之？今天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重读他在浙江留下的经典足迹，让我们再来品味他的那份潇洒。作者简介：李林达，1950年4月生于浙江绍兴，1968年参军。毕业于南昌陆军学院，历任干事、参谋、连长、浙江省军区副团职参谋。1991年转业到省委党史研究室，历任副处长、处长。出版《情满西湖——毛泽东在浙江纪实》等著作，为《毛泽东在浙江》电视片撰稿。
    
　　杭州葛岭山麓，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考虑并着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筹备工作。1953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一住2个多月，主持起草我国社会主义第一部宪法草案。

　　1954年1月9日，宪法的起草工作开始运转。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曾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起草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开会。他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

　　毛泽东提出宪法起草的指导思想和编写原则，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宪法，一要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二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原则。”

　　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制订了工作计划。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毛泽东说：“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可以大修改，也可以推翻另拟初稿。”草案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进行广泛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意见。毛泽东对这些意见非常重视，叫田家英把意见分为不正确、不适当、正确三类。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7次会议，讨论这些意见，共采纳100多条。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宪法草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并公布宪法草案。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从此，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有了以法治国的根本大法。

　　高岗居心叵测，毛泽东讲“秦亡楚”的故事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这时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山钢铁厂扩建工程落成典礼。

　　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亲自作陪。他利用接待苏联客人之机肉麻地吹捧自己、抬高自己，肆意贬低、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等。

　　毛泽东听到消息，沉默片刻，马上叫叶子龙告诉中办，邀请正在北京的捷沃西安和尤金到杭州访问，毛泽东要见他们。

　　１９５４年１月２日，杭州笕桥机场。捷沃西安、尤金和师哲步下机舷，受到毛泽东派去的浙江省党政军领导的迎接。

　　在刘庄寓所，毛泽东把客人请进了他的会客厅。稍事寒暄后，便向他们介绍中国党内和国内的一些情况：“我们党内，或许要出乱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他有些激动说：

　　“我们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

　　“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湖南。”毛泽东先用手指指俄语翻译师哲，再用手指指他自己，然后瞟了大家一下，发现捷沃西安和尤金神情专注，只认真地听，并不插话。眼前意想不到的情况使他俩不知怎么说才好。

　　毛泽东说：“这是历史上的事。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毛泽东“秦灭楚”的故事，使捷沃西安和尤金感到奇怪，心中纳闷。

　　直到２月６日，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大概这时他才领悟了毛泽东所讲的“秦灭楚”的故事的真正涵义。１９５４年２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通过了毛泽东草拟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读书，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为着解决国内和国际的实际问题而提倡有针对性地读书。

　　1958年8月的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涌向全国。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在挫折面前，人们在思索，领袖们在思索，中国的经济建设怎么搞？毛泽东想到了苏联的经验。

　　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让广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便更好地认识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读书。（下转A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