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大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最大的创造，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最大的愿望，是实现人民的自由幸福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走近毛泽东》大型纪录片解说词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亲自带头实行这一读书计划。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住在杭州刘庄。每天下午乘车去离汪庄不远的南屏参加读书活动。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读书活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在杭州南屏开读。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而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艰苦求索。

　　毛泽东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是为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他并不只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字，而是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总是讲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印证。

　　毛泽东说：“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大而强，但有孔子可钻。拿国内战争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们进攻我们的时候就要分成好几路，各路要分成好多个部队，常常是一个队进到一个据点，而其他队还在运动当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还在运动中的敌人。”

　　国民经济陷入困境，探究竟；毛泽东派出中央调查组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失误，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毛泽东决心扭转困难的局面，派出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

　　毛泽东坐镇杭州，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

　　1961年除夕前的几天，富阳县环二生产队年仅15岁的裘有祥，拐着右脚到五星村乞讨，因天雨路滑不慎摔倒，正遇上中央调查组的马仲扬。马仲扬扶起衣衫褴褛的裘有祥，将他带到调查组住所。裘有祥一连喝下五碗粥，使在场同志大为惊讶。调查组的同志刨根究底，了解到他外出讨饭的原因以及他家乡出现有人饿死、逃荒的情况。此后，中央调查组跟踪到环二生产队调查。环二生产队坐落在富春江边的小平原上，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原来都比较好，在1956年以前是富阳县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从1957年开始走下坡路，1958年以后变成了落后队。农民收入日益减少，只得靠借债度日，全村户户倒挂，家家欠债，人均累计欠债48.18元。一到冬季，社员人均口粮每天只有4两或3两，最低时2.7两。

　　经过15天的调查，田家英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嘉善县和合生产队和富阳县环二生产队的情况。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同志参加了汇报。

　　为什么地处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竟然会出现饥荒呢？为什么美丽富饶的田园会荒芜呢？

　　带着这一个个疑问，毛泽东思索开了。

　　当田家英讲到“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严重，生产受到破坏的时候，毛泽东说：“不怨天，不怨地，我看这些问题是‘五风’造成的。要使我们的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做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不解决这个问题，生产不能恢复。”

　　毛泽东说：“农民离不开土地。自留地问题，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这样，农民才能补充点蔬菜，发展点多种经济，养点鸡，养点猪。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去搞副业。要在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亡。”

　　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央调查组遇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1958年夏秋，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大队公共食堂开办，社员开始“放开肚子吃饱饭”。调查中，群众对办公共食堂的不满情绪很强烈。

　　公共食堂问题，引起毛泽东的思考。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但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滋长了急于求成的情绪，结果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失误严重地泛滥起来，1959年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以至主观主义猖獗，实事求是难行，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挫伤，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严重损失。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深有感触地说：“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

　　最后，田家英建议，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的建议，酝酿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5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制订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60条。这个文件对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各种错误倾向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终于结出了硕果。

　　西湖畔，毛泽东写就光辉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一生中所著的哲学著作颇丰，其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在杭州著成。那是１９６３年４月的一天。

　　环境幽静的西湖庄园里，毛泽东伏在桌子不停地写。其间，卫士进去换茶水，推门一看，他还在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

　　傍晚，卫士走进毛泽东的房间，整理桌案上的文件、材料、文稿，只见那文稿上一行大字赫然醒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下面写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革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三年困难时期即将过去，下一步该怎么走？此时此刻毛泽东在这江南古城，面对着天穹的彩云、地上的花草树木沉思：

　　“应当进行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是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是第一回，没有现成的路子，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在进行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但是以后总有一天要成功的。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如此。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精辟而又深刻地阐明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