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买票时遇到怪事
一个星期前,住在武林门售票点楼上的樊先生原以为“近水楼台”,却不料第二天早上8点到楼下去买票让他傻了眼,队伍排成了长龙,但那时还没到春运时节。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排在第一个的黑衣男子居然一下子买了50多张车票。只见他拿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许多地点、划分了好几个车次,每个车次的票好像都只买一两张,出票时间足足花了40多分钟,排在后面的人叫苦不迭。末了,黑衣男子把票往衣袋里一塞,匆匆而去。
“这人大概是购团体票的吧?”“可能是个倒票的黄牛……”“一般黄牛每个班次只买一两张票,以降低积压风险,每张可以翻倍卖呢……”“现在最可恶的是‘官方黄牛’以及一些旅行社,一买就是一大批票,害得我们为一两张回家的票通宵排队……”
议论归议论,不可全信。但眼下,火车票难买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就是黄牛倒票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小潘是杭州某高校化学系的学生,老家武汉,打算16日回家。十几天前学校统一收了他们的学生证去订半价票。不料到1月5日,学校把学生证和钱都退给了他们,说是学校订不到票,让学生自己想办法。当晚,小潘先后去了城站、火车东站,都没买到票。一直到6日凌晨3点多,他转到体育场路售票点排队,等到早上8点排队轮到他时,售票员却告诉他,他的学生购票优惠IC卡已经刷过一次了,其他同学也遇到同样情况。
“有人用我们的优惠卡买过一次学生票了,就在我们把学生证交给学校的那段时间?难道……”同学们疑惑不解。
暗访:城站广场黄牛倒票
1月6日下午3点,城站广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不过分。有人不断在人群中转来转去,低声询问“要不要车票”。在行李寄存处门口,一个穿藏青上衣的30多岁男子正在向3个人分票子,记者看见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卷得有些皱的车票,估计有20多张。他从中抽出3张,给旁边的两个外地人,紧张地看了看边上,收了钱便匆匆地和等在一边的另一男子走了。
记者想跟着看个究竟,没走出几步,看见一个穿草绿色衣服的小个子女人手里握着一张杭州铁道大厦的照片作掩护,逢人就问要不要车票。记者假装要买去湖北的车票,问她能不能弄到。她就拉记者到一边问:“你要几张票?几号的票子?”记者告诉她要10多张十五六号到武汉的车票,她拉着记者又找到另外一个穿黄色羽绒衣的胖女人,跟她商量了一下后说:“16张票没有问题,但15号的票子还要等几天才能拿到,现在只有13号的。”记者问她票子怎么弄到的,她说“我有人联系的,他们都是票贩子,要什么样的票都能拿到。要15号的票子,你明天来找我吧,我每天都在的。”记者又问多少钱一张,她说“那很贵的,起码要翻倍”。
行动:联合铁警抓黄牛
昨天上午9点多,记者背着行李,跟着乔装成旅客的便衣铁警上售票平台及车站周围去走了一圈。刚到电梯口的车站商场,两个中年男子就热情地凑上来:“要车票吗?到哪儿的都有。”
“我想要16号到沈阳北的卧铺,有吗?”
两人上下打量了记者后,左右察看了半天,才放心地招招手:“有,小姑娘,你要几张?”
……
自投罗网。一旁的便衣民警搭上了两个黄牛的肩:“跟我们走一趟!”混迹在人群中的其余票贩四处逃窜,被堵在通道口的便衣民警和保安逮个正着。
热门线路的车票何以流入黄牛之手?记者从杭州铁路公安处了解到,与前一段时期相比,最近管区内倒卖车票活动又出现了新特点:一是票贩子雇用闲杂人员彻夜反复排队,从车站售票窗口买票,然后囤积,高价倒卖;其次是利用铁路订票热线,以团体或个人名义套取流水号,高价“转让”;三是车站周边旅店、饭店的个别业主,通过种种途径获取车票,再以帮旅客代购为由,高价牟利。
尽管打击票贩子的力度很大,但黄牛仍旧根深蒂固,其原因是多头管理体制造成的。比如,黄牛在站内倒票,民警能管,但到了车站外面,铁路公安只能望“牛”兴叹,因为那归综合治理管。
反思:黄牛存在的市场因素
张先生在谈到车票难买的时候就认为:从普通乘客的立场看,票贩子虽然可恨,却也很有“利用价值”,无论票源多么紧张,只要你肯出高价钱,他总能为你搞来车票。相反,即使你通宵排队,也难免空手而返。
铁路运输的供需矛盾的确存在,虽然经过铁路部门的努力,这个矛盾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近年来,铁路系统充分运用网络的优势,进行联网售票,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乘客提供了方便。但绝大多数人对铁路系统的发票体制还是存在疑问:为什么票贩子的“能量”有这么大,他们手上总是握有紧俏线路的车票。市民建议,可不可以对批量车票的去向备案,一旦大宗车票落入票贩子的手中,就可以追究相关责任,同时,这也将为警方的取证工作提供技术上的帮助。
此外,铁路方面能不能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车票的去向,因为交通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在某些时候甚至是紧缺资源。所以,公众有权知道其分配方案是否合理,这就是所谓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在春运期间定期公布车票发售信息,也有利于社会对铁路的监督,从体制上理顺车票发售机制,使票贩子无机可乘,无利可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