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委员许立良开着桑塔纳驶进镇政府大院，正好看见党委书记吴宗林停放好自己的车，拎着钥匙走过来。

　　许立良摇下车窗跟他打了个招呼，两个人都笑了。

　　2003年底，杭州市西湖区的所有乡镇和街道96辆公车全部改姓“私”，而他们所在的三墩镇因为最早着手进行公车改革，无疑成了公务员用车制度改革的先行者。

　　纪委成了车改的发起者

　　“估计到2005年，政府有一半的人都会成为有车一族。”2月4日，负责车改的三墩镇纪委书记徐瑞华告诉记者。去年11月，他刚刚花17万元买了辆别克轿车，眼下正着手考驾驶证。

　　记者留意到，原本应该由体改委主持的公车改革，现在基本上都是由纪委来主持。对此，杭州市西湖区纪委副书记司建华的解释是，“主要是群众对车轮下的腐败意见太大了。”

　　司建华说，在他办公的地方，窗外就靠着求是小学和浙江大学，平时一到放学时间，小学门口就会排起长队，基本上都是公务车来接小孩的。大学刚开学就更不用说了。

　　“公车私用难以遏制，直接导致行政成本增加；同时，公车维修成为众所周知的‘黑洞’，有关部门对20位个体户使用的桑塔纳和20辆相同型号的公务用车进行比较，发现在行驶10万公里之内，公车修理费用是私车的10倍。

　　以三墩镇政府为例，2001年，该镇与“车轮”相关的费用高达59.2万元。另外，报销的交通费达11.51万元。

　　2001年底，三墩镇提出了公车改革，得到西湖区委、区政府的支持。

　　2002年1月，三墩镇6辆公车全部进行车改，车辆经专业部门价值评估后，一次性作价处理给个人。在购买中，区管干部优先，驾驶员其次，最后由一般干部认购。对于合同工、临时工驾驶员、一次性买断工龄以货币安置，对事业编制的驾驶员，由镇里安排其他工作进行分流。

　　车改叫好不叫“座”？

　　“车改最直接的好处是降低了行政费用支出。”徐瑞华说。“车改后，2002年三墩镇机关车辆交通费支出比2001年节约了50万元，财政支出同比下降70%。”

　　2003年9月，西湖区在全区乡镇街道推广车改，同时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把补贴标准作了提高：乡镇街道正职干部1800-1400元/月；副职1600-1200元/月；调研员900-600元/月；中层干部650-500元/月；一般干部统一300元/月。

　　车贴标准是以一辆普通桑塔纳一年的维修、养路、油耗以及人工工资开销等折算，然后根据乡镇面积、乡镇与区政府的距离测算出来的。

　　西湖区纪委监察局主任陈敏表示，全区乡镇街道机关车辆交通费支出可通过车改后平均下降23%。

　　不过陈敏也表示，车改的优势只能在乡镇以及区级政府能小范围内显示，“市直机关人员比较多，工作半径也大，公车货币化的话，财政支出可能更大。”

　　陈敏说，拿杭州西湖区来说，2001年光驾驶员就有400多个，全省则有数千人，要想全部内部消化是很困难的。早在几年前，宁波曾就市直机关改革作过论证和调研，并制定了方案，就是考虑到还有其他因素，至今没有实施。和乡镇相比，市直机关的改革涉及的部门繁多，人员关系复杂，不好处理。

　　“另外，有些单位，像司法机关、行政执法单位，取消公车是不现实的。还有，车贴名正言顺地进了公务员的腰包，群众会以为公务员在不断发钱。这样一来社会舆论压力也很大。”

　　陈敏坦言，“车改大范围推广的阻力会很大，乡镇车改前在听取下面意见时，就听到不少反对意见，而且主要是各单位的一把手。毕竟改革触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让既得利益的人来制定削减自身利益的方案，这从制度上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全国政协委员陈凌孚也同样表示。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为了防止实行车改后，有关人员利用职务向企事业单位借车，或报销、索要租车费，杭州西湖区纪委、监察局等都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据某地居民反映，当地过年过节的礼品又多了一样--汽油票，这恐怕也不是车改所愿。

　　取消公车亟需“自我革命”？

　　对于“车轮腐败”，群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超标配车、维护费用昂贵、公车私用等问题上，这些应该是公车改革的核心问题。但各地试行的实际"改革"办法是采用"取消公车，代以补贴"的"彻底革命"。

　　人们把车改的效果更多集中在节省了开支上。数字的确可观，杭州西湖区三墩镇和翠苑街道两个车改试点，2002年机关车辆交通费的支出比2001年分别节约50.06万元和5万元，同比下降70%和25.6%。

　　但专家认为，这种减法太简单了。将以前的购车费、修车费、汽油费、路桥费、司机工资等总费用，减去车改后的车贴总数之"差"，就是"节约数"了。这个"差"虽然庞大、可喜，但是，是不是真值得喜，得看那个“被减数”是不是合理合法。

　　学者陈凌孚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质疑，翻阅中央以及各级政府有关公务用车制度的规定，乡镇一级领导并无专车待遇，如今却大小领导人手一份车贴，有的接近3000多元，甚至比工资还多。“专车配置”，变成了名正言顺的“车贴”，“公”和“私”似乎又模糊起来了。

　　陈凌孚在文章中说，公务活动使用公车本来合情合理，如今废止公车制度而改为发放车贴，看上去是经费包干、超支自负，钱是不会多花了，可是只要在公务活动上打了折扣，只要与“公车私用”的做法相配套的监督执行不力，新的纰漏很快就会滋生。

　　国家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认为，"决策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决策者要从这个高度来下决心取消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特权，寻找'自我革命'的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也认为，如果不改变权力造成的特殊化思想，不建立公务员的服务意识，病根不去，车改很难取得预想的效果。

　　毛寿龙眼里的公车改革，和公费电话(手机)的改革有一个相似的轨迹，"当手机还是一种奢侈品的时候，大量公费手机开支很快超过了财政和民众能够忍受的底线。但随着手机迅速普及成为普通消费品，政府又采取了定额报销通讯费的措施，手机随之很少再进入反腐议题。公费手机的改革轨迹正是公车制度的未来。"

　　“要克服这一点，可以通过政府财政公开和个人约束实现，”毛寿龙认为，一个透明的政府财政公开制度，可以使人看清楚公车的预算和使用中，哪些开支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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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政府公务用车只许用于公务，设有用车登记卡，出车时间，油耗、公里数等定期上报主管部门。公务用车公私分明。一般官员办理公务时，可用公车，上下班单位给予适当补贴，公务用车限制外出范围，外地出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国内公车改革情况：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按照国务院的指示，以逐步实现公务交通分配货币化和公务用车社会化，最大限度地节约财政用于公车的开支为目标，制定了《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2002年初，上海成功举行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启动后首次“公车转私”拍卖，48辆公车成交46辆，该市企事业单位大多采用协议转让形式对旧车进行更新或淘汰，即评估之后出售给中间商，也有的采用公开拍卖的形式。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将原来各部门所有的35辆用车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作价后，按一定折扣出售给管委会参加车改的副局长以上人员，此后公务用车费按岗位工作以6个标准进行补贴。

　　2003年11月1日，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将15辆公务用车向社会公开拍卖，从此，开发区处级及以下公务员坐公车成为历史。

　　江苏各地积极推进乡镇公务用车改革试点。截至目前，已有214个乡镇实行了公务用车改革，占全省乡镇总数的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