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祥是浙江省农业厅的公务员，但是他的办公地点却在上海北翟路龙上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里，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挂着这样一块牌子：浙江农产品上海营销服务中心。蔡仁祥说：“这就是一个设在农贸市场里的情报站。”

    先见之明在于分析

    早上5时，伴随着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夜市的收场，蔡仁祥的工作也进入了第二阶段。他要对搜集到的当天各个农副产品品种的实时价格、到货量和出货量进行整理，并选择其中价格波动比较大、供求数量有明显缺口的品种的实时信息传送到浙江农业信息网上。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些行情数据分析出一些上海市场的规律。”每天下午，蔡仁祥都要对这些实时情报进行整理和分析，然后制作一些特别的简报，他管这些工作叫“对情报进行二次利用”。他拿出其中的几份指给记者看：“比如西红柿，浙江的生产量不小，但在上海市场占有的市场份额却很小。为什么？我在几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跟着来批货的菜贩，终于发现，原来上海人喜欢买洋红颜色的西红柿，而我们浙江生产的却大多是大红的西红柿。还有，我们一般都以为在上海市场一定能卖出比杭州高的价钱，但是通过比较却发现，大多数品种两地的价格都差不多，问题在于上海市场量大，所以没有足够的量、没有规模，还是不要到上海来竞争。”

    产销之间当红娘

    简报的受欢迎程度是蔡仁祥始料未及的。蔡仁祥告诉记者：“我原来只打算每期印100份，分送农业部门和一些产业协会，但现在300份都不够发，这里的电话也快成热线了。”

    安吉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一语道破真谛：“别看我们离上海近，但真要对上海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市场说出个子丑寅卯还真难！安吉一直是高山蔬菜的生产重镇，往年以西红柿、刀豆、茄子为主。我们一直都想更换种植品种。但种什么？不久前，我们看到了蔡仁祥从上海发回来的关于上海菜蔬‘秋淡’的简报，了解到，上海市民消费量最大的瓜菜品种是叶菜类，秋淡时的价格也高得惊人，像青菜最高可以卖到一斤5元。”

    一直为此问题困惑的安吉农业部门立即兴奋了起来，他们立即与蔡仁祥取得了联系，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消息。而蔡仁祥接到电话后也十分兴奋，他很快和几个在上海的浙江蔬菜经销大户以及上海的一些大型超市取得了联系，结果发现，大多数都对在当地建立高山蔬菜生产基地很有兴趣。现在，安吉县高山蔬菜产销协会已经和龙上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订立了高山蔬菜产销协议，临安、淳安、富阳也都来联系共建高山蔬菜生产基地的事情。

    老板献策催生“情报站”

    浙江是一个民间力量活跃的地方，很多政府决策、措施出台的背后都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支撑。浙江农产品上海营销服务中心的诞生也不例外。

    龙上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上海七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之一，它的老板姚国华来自浙江。2003年7月，浙江省农业厅厅长程渭山到上海考察，龙上是第一站。素来大胆直率的姚国华抓住机会向程渭山建言：“上海一天要吃掉5000吨蔬菜，我们浙江产品丰富，又有交通优势，可在上海占据的市场份额不到10％。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上海市场，就应该派一批人来研究上海市场。”

    程渭山对姚国华的建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很快听取了“民间的声音”。2个月之后，拥有硕士学位和多年农业部门工作经验的蔡仁祥受命来到上海，迅速组建了浙江农产品上海营销服务中心。

    “信息活剧”天天演出

    资深市场专家鲍建平博士同样来自浙江，听完“情报站”的故事后，他也讲述了一个故事：“19世纪中叶，在收获季节，农场主都运粮到芝加哥，市场供过于求导致价格暴跌，而到了第二年春天谷物匮乏，价格又飞涨。后来，一些聪明的农场主和销售商发起组建了芝加哥贸易局（CBOT）。芝加哥贸易局发展初期主要是改进运输和储存条件，同时为会员提供价格信息等服务，促成买卖双方达成交易。之后逐步产生了远期交易与期货交易。”

    鲍建平博士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发现价格，从而达到指导生产、规避风险的作用。浙江农产品上海营销服务中心当然不是要往期货市场的方向发展，但它可以起到的作用和期货市场有一点是共通的：通过价格信号，指导生产。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意义尤其重大。”

    浙江省农业厅农作物管理局孙健局长说：“都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变指导为服务。但具体怎么做？我们觉得，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始终是主体，而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地在政策、信息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营销服务中心就是这样应企业的需求而搭的一个舞台，而且还是一个天天有戏的剧院里的舞台，而不是隔几天就会拆的草台班子。这种服务的效果是很好的，比如现在这个营销服务中心在为企业和产业协会提供信息，而企业和产业协会则正在根据信息调整生产和销售，保障农民收入这个目的自然就实现了。政府和企业之间实现了效率很高的良性互动。”

    情报就是黄金

    “情报站”每天的工作从凌晨开始。“冬笋什么价格？”“西红柿好不好卖？”“今天运来多少吨货？”……蔡仁祥每天起早摸黑，从西北角的江桥到东南角的北蔡，全上海七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的就是向菜贩搜集第一手资料。他说：“我干的是情报工作。”

    “这些消息可值钱得很啊！”蔡仁祥很认真地说，“比如七到九月份，我搜集到的价格显示，一斤小青菜在上海能卖到1.5元到2.5元。我们浙江安吉就产小青菜，批发价也就是0.5元钱一斤，即使加上运输费，成本也就是0.6元一斤。这个利润惊人啊！又比如，近来上海冬笋的价格也高得惊人，大约每100公斤能卖到900到1000元，而去年同期冬笋每100公斤才卖300元，所以今年四川、广西、重庆、广州等地纷纷让冬笋‘坐’飞机来上海啊。”

    “知道了行情就等于是面前铺开了一条黄金路！”浙江临海的西兰花协会初次接触蔡仁祥，就赚了一票，“2003年年底浙江在上海搞农展会，我们从蔡主任公布的上海市场价格中得知，西兰花在上海的价格比临海高出1元钱，于是立即从临海调运了几卡车的西兰花，狠赚了一笔！”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