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谁捡走了杭州人的道德水准》一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记者昨日再次走访了新闻现场，并载录了众多热线中反馈的代表性看法，以引起更多读者共鸣。
    
　　目击者：我也想去捡，但不好意思

    记者昨天上午再次走访了事发地点。附近童装市场一位姓孙的师傅说，他听见了那边“积水里有钱”的喊声，也跑到了地下通道。那时已经有不少人下水去摸钞票了，也有一些人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看到那些人都捞出了百元大钞。我也真的想下水去，可后来想想这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装在口袋里心里会不舒坦就又走了回来。”意法服饰城前的几位三轮车师傅描绘了当时的场景。“那些人或许感到不好意思，稍微捞了几张就走掉了，少则一百块，多则五六百块。一些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也捡了不少。司机们看到了漂在水面上的百元大钞，停下车子，推开车门，捡到钱后就马上拉上车门走掉了。”
    
　　服饰城保安：他肯定要赔钱的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小刘所在的杭派服饰城。一提起这事，服饰城保安班长陈先生一脸的遗憾。“我们都听说这回事了。就这样丢了1万块钱，他的心情肯定糟透了。”当记者找到小刘的115号摊位时，大门上已是铁将军把门。记者拨通了小刘留下的电话，也没人接听。陈先生说，小刘在服饰城里工作已有好长一段时间，和大伙儿都挺熟的。他那个摊位属于一家不小的服装公司。老板很少来摊位，一般的事情都由小刘处理。“赔是肯定要赔的。至于赔多少，还要看与老板的关系铁不铁。据我们所知，小刘和他老板的关系应该还不错，否则谁会把一个摊交到他的手中。”
    
　　热线反应：读者议论纷纷

    刘女士看到本报报道后，第一时间打进热线：路不拾遗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一个外地青年在杭打工挣钱并不容易，就这么没了1万块钱，人家会对我们有什么印象？希望那些捡钱的人尽快将钱交给早报，否则这个道德损失一辈子都无法弥补回来。

　　陈女士：换作是我，我也会把钱捡走。但我不会把这些钱揣到自己的口袋，我会在那边等着失主找回来。那些捡钱的人也不想想，万一这1万块钱是人家的救命钱呢？千万不可被一时的私欲冲昏了头脑。

　　出租车司机汪师傅：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问题。第一个捡钱的人带有偶然性，但后边跟下去的人就说不过去了。或许他们认为100个人同时捡钱的可耻性比1个人低得多，在道德上可能没有强烈的羞辱感。

　　通讯公司服务人员陈小姐：天下掉馅饼？没那么好的事，那些人或许得到了几张钞票，但失去了道德上的信义。

　　教育部门郑先生：这是特定环境下的道德整体滑坡现象。既具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突如而至的利益诱惑，作出怎么的反应，跟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的行为有很大关系。

　　IT公司职员王先生：这并不能一概而论。跟当时的环境，捡钱人的自身状况也有一定关系。古话说，仓廪实而知荣辱。举个例子，一个出租车司机如果那天生意非常好，挣的钱很多，他就可能不会特地停下车捡钱。毕竟绝大部分人都还是很要面子的。

　　烟草店鲁老板：反正不知道失主是谁，不捡白不捡。这并不完全是道德的因素。如果你不捡，别人也会捡走。这是一样的。

　　大学生李小姐：现在城市越来越开放。涌进城市的人们的道德水平必然参差不齐。这就需要用先进引导落后的，关键在于教育，加强各层次、各阶段的教育。

　　媒体从业人员杨小姐：提升道德水平，不是说几句话就能解决，教育也不是根本。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与物质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就像社会经济一般，道德水平的发展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逐步引导。    

    社会学专家：这跟群体行为无关

    这么多人，竟没有一个拾金不昧者，这是利益驱动下的群体行为？

　　记者就此事件咨询了浙大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冯教授认为，这次众人捡钱事情并不是群体行为。从社会学上来讲，群体行为的发生都是与利益没有直接联系。而众人捡钱都是冲着满足个人的私欲而去。

　　冯教授打趣地说：“如果不违法，我也可能去捡。”众人看到掉在地上的钱去捡并不奇怪。就道德而言，这样的行为不管在什么年代都应该受谴责的。这涉及到道德标准上下限的问题。通俗地说，所谓道德上限，就是一件事人们不做不会受到批评，而做了则会受到赞扬；道德下限，就是一件事人们做了不会得到赞扬，而不做则会受到批评。而众人捡钱的行为则显然触犯了道德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