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昨天，作为中国第一个由民间评估政府的奖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目的总负责人，俞可平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政治宽松鼓励政府创新

    记：作为中国第一个由民间评估政府的奖项，您在运作奖项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阻力？
    俞：阻力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在项目开始时，我们详细论证过现实条件的可行性。首先我们觉得政治上的宽松，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发起这样一个民间奖的环境。这个项目到现在基本顺利，总的来说给予肯定、鼓励的多。虽然有一些部门官员不便以部门身份出面支持，但个人还是很支持的，包括中央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

    记：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创新”，而不是设立一个类似于“老黄牛”式的奖项？
    俞：现在确实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一些政府连本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好，你还要求它创新，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理解这种看法，但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创新上，是因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之中，政府的职能、结构和制度必须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些调整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但在我们目前这种体制——有人称之为压力型体制下，地方干部很容易产生“你上级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依赖思想。所以对于地方政府的主动创新行为我们要给予特别的鼓励。第二，这些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创新，我们觉得如果政府本身不带头创新的话，那么，你让别人去创新时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们提出政府应该成为创新的表率。

    记：真正的创造性往往蕴藏在民间，您为什么要把基层政府作为评奖的对象？
    俞：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导。不可否认，当前民间蕴涵着强烈的改革推进力。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客观上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依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社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积极引导和发挥政府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非常必要的。

    记：那为什么要由民间来评估？
    俞：正像一个人的自我评价一样，政府自己评自己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它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请客送礼……这些皆缘于这种评比往往与地方官员的升迁挂钩。政府行为的最终裁判是它所服务的公民，但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往往是零散的、随机的，学术机构由于其非营利性和专业性，在从事政府行为评估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因此，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对政府绩效和行为进行评估是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
    
　　打造政府“奥斯卡奖”
　　
　　记：由民间机构对政府进行评价，会不会降低其权威性？
    俞：所有世界上有名的大奖都是民间评的，例如奥斯卡、诺贝尔、普利策都是民间评的。西方国家对政府行为的评估，最有影响的都是民间评的，如美国的政府创新奖就是由哈佛大学评的。这是一项权威性和声誉性都极高的奖项。迄今为止，这个奖项已经设立了16年。哈佛大学每年组织若干著名的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对各级美国政府的创新活动进行独立的研究与评估，最后选拔产生10项“政府创新奖”，该奖项在美国享有很高的荣誉，通常由美国总统或其他政要出面颁奖。

    记：今天（即采访时间3月25日——编者注）下午，您还与菲律宾、美国专家进行了交流？
    俞：政府创新是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很多人一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或政府创新，就以为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做法，其实世界各国都在提倡政府创新。联合国在过去10年中就与其他国家共同举办过5届“政府创新全球论坛”，前不久，我还带着我们第一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代表，参加了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五届全球政府创新论坛。我主持了一场“低成本政府”的专题会议，获奖代表贵阳市人大的唐光族副主任还在大会上介绍了其获奖项目“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的市民旁听制度”。很多外国代表当场就站起来说，中国代表的发言，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原来只是以为中国经济做得好，没想到中国的政治也做得很好。
    
　　欢迎“干净”的民营企业赞助

　　记：既然是民间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估的奖项，为什么要由中央编译局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官方背景的中央智囊机构来出面主持？
    俞：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看这个奖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定既不是由政府权力部门组织实施的，也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通常政府评奖，上级部门会发一个红头文件给下级部门然后开始评，我们这个奖是各单位自愿组织申报的。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组织者和评审者主要由学者组成，特别是项目的经费完全是自筹而非来自官方。

    记：您如何看待媒体在这次评奖过程中的作用？
    俞：本届的全国选拔委员会实行“三三制”，学者、官员、媒体各占三分之一。第一届我们是一概不接受访谈、不报道。这次有媒体的参与，更公开、透明，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推广。
    民间奖主要是起鼓励先进的作用，我们无权要求或命令各地都遵照执行，这也是区别于官方奖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奖只代表一种舆论和方向。评价是否成功，主要看是否符合了社会发展趋势。评了奖，越来越多的人做这个事，那就成功了。我们做了这个奖，然后媒体舆论做出正确有效的引导，然后有更多的地方也这样做了，这就是成功。

    记：要考察、评比还要颁奖，花费不少，经费是如何募集的？
    俞：一些企业和基金会给我们经费上的支持。我们至今没有固定基金，总是今年筹明年的，明年筹下一届的。而国外这种项目都有固定基金。我们呼吁，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和基金会给我们更多的支持，特别是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但赞助我们的企业绝不能与项目有关。我们必须了解赞助者，保证经费要非常干净、非常清楚。

　　上届获奖官员大部分被提升
    
　　记：对那些首届获奖项目，你们追踪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吗？
    俞：我们很高兴，上届获得优胜奖的“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政府采购、政府一站式办公服务、公推公选乡镇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行政审批改革、社会矛盾调解等项目，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评奖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但至少和这个发展趋势相吻合。

    记：得奖对那些具体负责项目的官员有影响吗？
    俞：我们还特别跟踪了负责这些项目的官员，如果是因为得我们这个奖，搞创新搞得反而丢了官，受到批评了，那说明上级政府不认可或者说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创新。反之，如果职务变动了，晋升了，说明上级政府对基层创新这个奖是认可的，而且创新的行为也是可行的。
    我们对第一届获奖项目的跟踪调查结果来看，近2/3的负责官员都得到了提升，或者调动后的职务更重要了，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于创新的态度。

　　浙江应该成为政府创新的表率

　　记：浙江这次获奖数量这么多，不是因为您是老乡吧？
    俞：（笑）一开始，我拿到获奖项目，也傻了眼，浙江怎么这么多。不过这是专家委员会按照严格标准和程序选拔出来的。我们要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做成品牌，因此我要求很严，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不允许弄虚作假，坚决杜绝各种评奖活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

    记：您认为下一步，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还有哪些突破口？
    俞：浙江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特别快，老百姓富了，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对于政府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强的诉求。可以说，浙江是进行政府创新的热土，浙江可以也应该成为政府创新的表率。比如说在打破旧有的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建立科学、客观、合理的官员选拔制度方面；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方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等方面，浙江各级地方政府都大有可为。
    
　　我想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记：您既是官员又是学者，您更喜欢哪个身份？
    俞：这并不矛盾，中央编译局作为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本身也具有学术性。何况，我的副局长位置并不是什么管理岗位，我还是从事我所喜欢的政治学术研究。

    记：您的专业是政治学，那您能谈谈你的学术理想吗？
    俞：政治学做什么呢？其中一条就是为现实政治提供一些指导性的理论，如怎样科学决策，怎样更加民主，也包括怎样评价政府绩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学者有特殊的有利条件，他可以将公民对政府的意见系统化，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建立一套科学的标准程序，这也是学者的责任。中国也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科学的、学术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目前，为中国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我在学术上的追求，也是我开办“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