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55个世界卫生日，我们把目光投向社区卫生院。是什么把我们的目光牵向这一主题？——是百姓的呼声：看病难。去年年底省政协一次关于医药的听证会，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会上看到数十位市民声嘶力竭，话筒刚被发言者放下，立刻就有数不清的手伸了过去———他们太想倾诉一段看病的烦恼！而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看病难”，去年12月4日省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出路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抓‘两头’放‘中间’”。“两头”中的“一头”是指高水平的综合医院和特色医院，而另“一头”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政府的目的是让社区医院逐渐承担起大部分公共卫生职能，从而缓解百姓“看病难”。然而，我们的调查却是那么的沉重。从3月23日起，本报记者选择了我省杭州、宁波两个城市，对社区卫生院的生存现状进行独立调查。从调查情况来看，受药品全面降价的冲击，目前社区卫生所的生存举步维艰。窘迫的现状，让我们忧心未来“看病难”怎么缓解。
    
　　杭州长庆街道卫生院：
    药品降价库存缩水今年要亏二三百万
    
    记者首先来到了长庆街道卫生院。长庆街道卫生院在杭州医疗系统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医院，院长朱月伟是杭州市政协委员，在他的办公室里，挂放着李岚清、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前来参观考察的照片，同行们说起来，都会翘着大拇指说，这个地方搞得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的朱月伟一脸愁容。

    起因是1月5日开始，杭州市药品招投标之后，药价普遍下降，这对目前依靠“以药养院”的医院来说，损失不小。

    “1月5日开始执行药价重新评估，原有库存药品立刻缩水30万，因为这批药品，是在市药品招标集中采购以前自己采购的，成本还是以前的成本，药价却要重新认价。”其实，对长庆街道卫生院来说，损失还不止这些。与去年同期相比，一二月份已经减少收入30万元。收入的减少，给社区医院的运行带来很大的烦恼。

    目前，杭州市社区医院的收入70％以上来自于药品销售，而医疗服务性收入不到年收入的30％，因此，医院的日常运营成本主要来自于药品销售，药品销售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到了医院的正常运营。朱月伟说，他们医院共有120多人，除了国家工资以外，奖金福利也要从药品利润中来。除了药品利润以外，每年政府财政投入是100多万元，去年的利润是250万元左右，主要来自于药品销售。这250万元的利润花在了三个地方，一是用于医疗设备，维修和采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给医务人员开奖金；三是补贴到社区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之中。

    “社区公共卫生不是政府给钱了吗？”记者表示不解。

    现在“看病难”成为百姓焦点，长庆街道卫生院在社区公共卫生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政府的财政拨款是专款专用。他们到社区给居民做公共卫生方面的讲座，免费给糖尿病人和高血压患者检查，免费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等公益性工作，这些，都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但朱月伟说，“这些是我们自己贴钱在做的。虽然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做。”

    那么，在目前条件下，社区医院还有没有能力来坚持这样的公益性活动？问到这里，朱月伟叹了口气。他预计，今年长庆街道卫生院将减少收入250～300万元，“实际上，我们今年以来一直在亏本经营。”因此，医务人员的收入将减少，添置设备、参加公益性活动的投入也将减少，“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医疗系统内部。”    

　　街头拦访：印象中，社区医院不敢亲近
    
    4月2日下午3点至4点，杭州。记者在人流密集的银泰百货门口，拦访了20位路人。3位老年人，7位中年人，10位年轻人。用同一个问题问他们：“生病了，你会去社区医院看病吗？”只有一位老年人肯定回答：“会。”；一位中年人说挂盐水会去；其他人都说“不会”。年轻人都表示，如果患感冒，会去附近药店买点药，只有觉得严重了，才到大医院去看病。

    3月30日下午1点至3点，宁波。记者分别在宁波海曙的西门和江东的亚洲城社区进行了调查。西门街道因为是老街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人口的15%还多，受访的10位老人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62岁。10人均表示，去过社区卫生服务站，3人表示经常去；亚洲城则是近年来城市东扩新建的社区，白天在小区内见到的人也不多，记者勉强访到了8个人，平均年龄在34岁。8人中只有一人表示，有一次因为拉肚子去了社区卫生服务站，而其他人则表示，平时感冒发烧最多也就是到药店配点药，基本不会去医院。

    从对路人的拦访中看出：平时选择去社区医院看病的人不到15%，而且社区医院对服务人群的年龄结构也有明显的依赖，年轻人的选择几乎为零。
    
    宁波江东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个服务站入不敷出
    
    据宁波市江东区卫生局基层卫生预防保健科的叶慰军科长介绍，江东区目前正在运行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六个，卫生服务站22个。2003年门诊量近70万，相当于江东区去年每人享受了3次社区卫生服务。而江东区财政每年划拨给卫生系统的经费只有600余万元，除去卫生监督、疾病控制和妇幼保健等必要的开支外，真正能用于社区卫生服务的经费微乎其微。目前全区的六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都是自收自支，“好在江东区在推行社区卫生服务之前，各街道医院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对健全的专科门诊，也有了一定的积累。”言外之意，其他几个区的情况更不乐观。

    江东区东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区属六个中心里，规模相对中等的，下设6个社区服务站。据该中心的骆桂钗主任介绍，中心在初建时，500多万元的投资，大部分是银行借贷，负债经营，现在6个服务站每年的房租就要20多万元。虽说，中心的部分医护人员为聘用，开支相对少一些，但从上到下有67个人，光每月发工资就是个不小的数目。据骆主任测算，仅她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现有的药品结构和药价差率，今年要亏损44万元。虽说骆主任一再表示，中心会最大限度地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力保亏损降到最低程度，但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状况，距离国家积极倡导的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方向，肯定是有差距的。”

    据记者调查，目前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的药品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0%－45%左右，而社区卫生服务的药品收入则占到了总收入的90%还多，加上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使得其药品结构受限，也使其无法像大医院一样，“避开”某些降价药品，从而也显得更加“受气”。

    宁波市人大代表、市六医院院长章伟文在《关于要求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投入补偿政策的提案》说：“宁波市江东区六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03年药品的利润为2240.18万元，药品差价率为41.32%。2004年按照相同的业务量、24%的药品差率测算，药品利润为1101.31万元，在业务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收支节余为－316.63万元，出现亏损。”
    
　　杭州西溪卫生院：
    326元奖金都难保
    
    如果说，长庆街道卫生院的情况属于小康的话，那么，坐落在一片老城区建筑中的西溪卫生院就处于温饱尚未解决的状态。

    “我们要为生存而努力，别人考虑的是要活得更好，我们考虑的是要活下去。”该院的支部书记葛医生如是说。因为药品降价以后，他们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在西溪卫生院，由于没有病床，他们9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药品销售，因此，他们的感受更加艰难。药品降价以后到现在，他们的库存药品缩水5万元，营业额比以往减少10万元。西溪卫生院总共有职工35人，每个月的平均奖金只有326元，他们现在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

    据了解，西溪卫生院服务的对象包括城市居民8万人和2万人的流动人口，每年的门诊量有2万人次，开设有内科、外科、妇科、推拿科，主要开展防保、儿保、妇女围产期保健、社区健康咨询等业务。作为一家小规模的社区医院，为了渡过难关，他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提高服务质量，增加服务门类，增设医疗服务站等成为主要手段，但是，由于“以药养医”的根本性矛盾依然存在，这些办法收效不大。

    葛医生拿出一个文件夹给记者看，上面都是诸如“医疗人员的十不准”、“医疗服务人员的礼貌用语”等文件。“我给他们讲这些，他们都笑。”葛医生说，“但是，我心里是真的很急啊！我们不搞好服务，怎么和外面的药店竞争？他们的药价比我们降价以后的药价还要低，我们必须要搞好服务。”

    为了搞好服务，他们增加了上门服务的种类，将病床开到了病人的家里，病人可以通过电话要求医务人员上门服务。院长陈医生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想当于城市里的赤脚医生。周围的居民也觉得看病很方便。”

    但是，对于一个连病床都没有的小医院来说，搞好服务又是何其之难。“我们也想扩展业务，购入一些先进的仪器，但是这也是一个难题，首先是没有资金，其次就算我们购入了先进的仪器，患者也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这里规模小，信不过。”因为规模小，医院无法发展，因为无法发展，所以规模不能扩大。西溪医院现在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除了这个难题以外，到下面社区去开设卫生服务站也成了一个难题。开设卫生服务站，一方面是增加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点，提高生活社区的生活质量和品位；另一方面，对医院来说，也是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但现实却不是这样。“现在是建一个服务站亏一个。”院长陈医生觉得无可奈何。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个卫生服务站，房租要8～10万元，人员工资要10～12万元，要保本营运的话，每年的营利必须达到20万元以上，但现在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全部都是卫生院补贴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