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泽雅，老艺人们还在沿袭着近2000多年前的手工造纸工艺，完整的72道工序令人叹为观止，而村里的年轻人却再也没有兴趣继续这个养活了他们的祖辈数百年的行当。而最后一个夹缬作坊也已经停产，惟一一个懂得夹缬制作工艺的温州苍南艺人薛勋郎已经62岁了。
    
　　从上期介绍的泽雅屏纸到本期的夹缬，本版将陆续推出“乡土工艺”系列。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在浙江的乡土民间隐藏着珍贵面容的古老工艺，这个版面所能做的，只是见证这些即将消失的存在，留下那些还与这些老工艺相守着人们的身影。
    
　　中国服装印染的悠久历史可以上溯至东汉时期，古汉语里的“缬”字，便是专指在丝织品等物上印染出图案花样。具体操作方法有3种，即专家们所说的“三缬”：绞缬（扎染）、蜡缬（蜡染）、夹缬。绞缬和蜡缬在今天的西南地区仍较普遍；而夹缬，虽然在唐代极为盛行（敦煌莫高窟唐彩塑菩萨身上穿的多是夹缬织物），但由于在宋代二次受禁，逐渐从复色趋向于单色，后来更是湮灭于典籍，被认为是已经绝迹。
    
　　其实，夹缬一直悄无声息地在浙南地区流传——直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夹缬被依然是温州人婚嫁的必备之物。民间以图案为名，称之为“百子被”、“龙凤被”，蕴涵了喜庆的祝愿。
　
　　温州的夹缬作坊历来只是代工，不参与市场经营。基本上是家庭制作模式。雇上3-4名师傅的，便已是很大的业主了。各县、各地区都曾有过相对规模较大的染坊，即“中心”。现均已不存在。
    
　　死而复生
    
　　1988年，由于偶然的因缘，浙南夹缬再次复生。
    
　　当时，苍南商人薛勋郎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在上海经营“中国蓝蓝印花布馆”的日本老太太久保麻纱，又应邀带去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旧土布。久保随手一翻，居然翻出一块夹缬土布，惊喜莫名——因为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古老的手工艺在中国已经失传。这时候，薛勋郎才知道这种在温州相当普遍的土布竟然有如此渊源。
    
　　而这种土布停产也已经有20来年了。
    
　　带着久保资助的一笔启动资金，薛勋郎开始了恢复夹缬生产的工作。
    
　　薛回到苍南宜山，打听到家乡当年最有名气的染坊当属湖广店戴氏家族的聚丰印染行。薛找到戴家，想聘一位师傅。戴氏百多年印染传家，兴盛期七房子孙均独立经营染坊，此时虽已改行，祖宗的光辉却是牢牢镌在心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外行人”家里做替工，都一口回绝了。薛不死心，继续做戴家人的工作。后来戴氏六房传人戴志学向薛推荐了朋友陈康算。
    
　　陈康算年轻时在金乡王姓染坊里当学徒，“出师”后来到湖广店，在戴氏五房戴乃玉家做师傅，五十年代后戴家生意逐渐低落，陈康算告辞回家，织、卖土布为生，薛勋郎找上门时，陈66岁，夹缬手艺搁下已30多年。
    
　　在数次试制之后，夹缬“死而复生”。
    
　　薛勋郎的这批夹缬作品来到上海后，久保麻纱布置了一个专间展出。
    
　　台湾的一些媒体也开始关注传统蓝花布的动静。1997年10月份，台湾东南大学艺术系教授刘道广先生来到苍南宜山。
    
　　由于销路有限，当时薛勋郎的夹缬作坊已准备停产。而刘道广先生一下子给他们带来了1000条订单，从而使薛勋郎的作坊又延续了一年。
    
　　据介绍，日本也有夹缬工艺，但称作“京红板缔め”，一种白底红图案的高档织品。由于中国久无夹缬消息，日本工艺界并不认为“京红板缔め”与中国古老的夹缬技艺有承传关系。《夹缬》无论在资料、述说、论述等方面，都做得无懈可击。日本工艺界震撼非常，急忙派了人跑到温州苍南，跑了薛家，又跑戴家。
    
　　但薛家的作坊终究限入半停产状态。薛勋郎十分无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由于偶然，而与夹缬结缘。他不了解古老的夹缬辉煌的历史，也不是雄心宏愿要做一番传承千年工艺的伟大事业。他只是指望靠自已的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如此而已。夹缬作坊惨淡经营十几年，专家惊叹、媒体称道，既使他受宠若惊，又使他困惑：真的这么好？这么重要？可他的作坊依然没有生意。
 
　　最后相守
    
　　现在，薛勋郎不足100平方米的作坊仍在断断续续地制作着始自东汉的夹缬印染，这个半停产状态的民间小作坊是中国最后的夹缬作坊。
    
　　去年的4月10日，一批日本工艺界人士来到这个作坊，21个人的日本团队，团长佐藤先生出身蓝染世家（日本1/2的靛青染料由他提供）。但是他们的来临遭到了薛勋郎的竭力拒绝，谈判一直持续了数月。
    
　　那时侯，由于没生意，61岁的薛勋郎已基本停止生产，并且做好改行的准备。但是没生意的作坊偏偏不断地有记者、专家跑上门，又是报道又是研讨。开始时薛勋郎也挺受鼓舞，觉得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外国友人的到来，薛家更是引为荣耀，“外国人来，名气好，说不定会打开生意。”但是时间长了，“生意”并未“打开”，采风者们便成了薛家的额外负担，2002年6月9日也有一支团队，10个人，国籍分属美、日、澳，也说是参观完了买一些作品。结果薛勋郎放下手头的活，稀哩哗啦地准备了十几天，完了，卖了8条，5000来块（人民币，630元/条）。用薛的话来说，“亏大了”。
    
　　薛勋郎无奈地说：“来的全是专家！好像我这儿是研究部门的试验品。我又没有拿工资，我又不是展览馆！”
    
　　关于做“试验品”，或者成为“展览馆”，薛不是没想过，甚至带着些向往。但四处跑了跑，似乎比“打开生意”更遥遥无期。
    
　　就这样，在停产、生产这样的反反复复中，中国最后一个夹缬作坊和夹缬艺人在尴尬地相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