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与毛荣中是在绍兴市越城区清水嘉苑底楼的一间储藏室里见面的。

    这就是毛荣中的“民工维权工作室”。那天下午，八九个民工模样的男女，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用纱布吊着断指的手，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来。

    在绍兴，来自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10多个省份的民工都知道这个“民工维权工作室”。

    34岁的毛荣中原先也是民工。后来，他在绍兴开饭店、办工程队，10年来为民工免费维权。

    事起为大哥维权

    1993年7月，担任村团支部书记的毛荣中，离开四川安岳老家，只身来到绍兴做建筑小工。一年后，因心灵手巧、诚实可信，被项目经理看中，日子逐渐好起来。1994年，在绍兴某印染厂打工的哥哥突然受伤，改变了毛荣中的人生道路。

    那天是中秋节，印染厂机器爆炸，大哥被严重烧伤送进医院，业主只同意出3万元私了，但这些钱连医疗费还不够。倔强的毛荣中用了几个月时间，在政府和企业间奔波，最后用法律武器使哥哥得到了7.6万元的合理赔偿。

    “如果大哥不发生意外，也许我现在仍一门心思包工程、开饭店，也不会经历这么多事情。”剃小平头的毛荣中说到这里，不由揉了揉有点发红的眼睛。打那后，四川老乡遇上工伤之类的事，总要找他商量。而高中毕业后一直爱读书的毛荣中，买来《工伤事故认定证据》、《人身伤害赔偿司法解释》、《帮您打劳动纠纷官司》等10多本法律方面的书籍进行研读。之后，他为民工屡屡出马，竟也有收获。

    去年年底，18名来自四川、安徽的民工因干了一年的工资拿不到手找到他。他介入后，发现不是包工头不给钱，是企业拖欠包工头47万元。于是，他打电话给企业负责人：“你好，我是四川安岳的毛荣中，听说你欠了包工头的钱，包工头又没钱给民工发工资，要过年了，请你想点办法，把钱付了吧。”对方知道毛荣中在社会上的名声，为民工维权，他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答应想想办法。大年三十那天，他给业主打了第三个电话费尽口舌，终于拿回42万元，使18名民工拿着工资回家过年。

    10年中，他接手300多件民工维权案，免费为600多位民工讨回工资、工伤赔偿和医疗费用共计330多万元。

    艰难的维权路

    6月24日，为深入了解毛荣中为民工维权的过程，记者一大早搭上他的摩托车，与他奔走于绍兴市大小建筑公司。

    每到一个个气派的建筑公司，我们会被管门的保安拦住。听了他一遍遍地讲自己的身份，保安仍不相信地拿起身份证看了又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也是打工的，但我有受伤民工的授权，我要为他们的合法利益向贵公司领导讨说法。”小毛拿出受伤民工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绍兴市一家很有名气的建设集团，为民工汤明亮的工伤问题，要向企业高层讨说法。上了3楼，要找的人不是在开会，就是出差了。在毛荣中的再三请求下，办公室的人才说：“你们11时半再来吧。”

    从办公楼下来，小毛显然不死心，认为车都在，这些人肯定在楼里。他对记者说：“昨天你也看到，汤明亮妻子在我那里哭了整整20多分钟，我觉得等他们两个小时也值得。”

    我们找个凉亭坐着。小毛开始向我讲述了10年来无数次碰壁的经历：有的公司不让他进门，还叫一批社会上的“小混混”摆出一付要打架的样子吓唬他；有的则打电话来恐吓：“再管闲事，让你马上在绍兴消失！”碰到这些，小毛总是先论理，再说情，最后是讲法。

    有天晚上，小毛为解决一位手指被压断的民工赔偿问题从一家公司交涉后回家，路上有4个人手持刀、棍拦住了他，其中一个说：“听说你爱管闲事是不是？我警告你，凡事要有个分寸，如你管得太宽，小心我们收拾你！”小毛正气凛然地说：“我是为民工讨说法，这是正义的事，即使有一天倒下了，我相信也是光荣地倒下！”讲到这里，小毛的手机响了，是安徽民工蔡春辉从家乡打来的。蔡在绍兴帮企业开车时出了交通事故，现在家养伤。小毛先问他身体如何，寄去的钱有否收到，最后叮嘱马上要开庭了，无论如何也要来。听到电话里的哭声，我夺过电话来听：“毛师傅，你真是个大好人，还借给我1700元钱，让我来出庭，我的儿子、孙子都会记着你的恩情。”

    11时，办公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注视我们，小毛一跃而起，走向办公楼，果然人都在。望着小毛递过去的汤明亮委托书，总经理表示：“事情可以谈。”

    小毛说：“我今天就是要在民工与公司间架一座沟通的桥梁。”“那，你要开什么价？”总经理说。小毛回答道：“我想既然是工伤，还是请你们先给民工作工伤鉴定，再由你们的法律顾问跟我谈，这样双方可以寻求都能接受的意见。”

    两双手终于握在了一起。

    艰难之路能走多远

    望着越来越多的民工涌入这间屋子，记者问他：“这么多民工，你管得了么？”小毛这样回答：“我管一个是一个。”

    “民工是弱势群体，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他们这一群体权益的保护。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一些问题。我所作的一切，就是要给这些弱者以更多的信心和力量，所以我绝不收费。”毛荣中这样形容自己所做的事情。

    毛荣中至今还是一个小包工头，有支四五十人的工程队，今年正在造两幢楼房，承包工程所赚来的钱，他全部交给妻子养家。而他为民工维权的全部经费，来自于开饭店。说饭店，其实只是小镇上有两间屋子的小店而已，一年收入还不到两万元。到了毛家，我看到那里没有高档家具，没有时尚电器。家里人说，前年还有10万元的收入，但到去年，由于他整天忙于为民工维权，疏于管理，收入减到了两三万元。绍兴一些法律工作者也曾断言，他不收费，肯定难以坚持。小毛近两年为民工维权贴进8000多元，去年仅打的费就花了2000多元，每月为此所花的电话费达400多元。因此，仅靠那家小饭店，要维持维权工作室，确实难以为继。

    尽管如此，毛荣中仍听不进人们的劝阻，对为民工维权仍无悔无怨。他常吃着白开水和干粮，坚持为民工维权。他说：“我把为民工维权看成是一种责任，等我实在管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

    【链接】

    类似毛荣中这样的公民代理人群，在广东、山东等地也相继出现，仅深圳就有公民代理上百人。他们通常从自己亲身遭遇中积累经验，然后有偿代人打官司，但像毛荣中这样免费为民工做公民代理的，却未曾听说。

    浙江天施律师事务所杜建平律师认为，党和各级政府一向关心民工权益的保护，毛荣中现象的出现，主要因我国目前法律服务市场尚不成熟，一些法律服务机构不完善以及民工等弱势群体打不起官司所造成的。另外，法律援助组织太少也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