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莫前生佝偻着背坐在矮凳上，手里握着一大把袋子。袋子里装的全是X光胸透片。他抽出一张指着对记者说：“你看我这个肺，已经破了。补过两次了。我现在连提水的力气都没有，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一旁坐着的陈其伦和妻子严明淑沉默不语，时不时压抑着咳嗽声。在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古庵村这间租用的简陋的民房里，除了记者之外，在场的四五个民工全部是尘肺病人。他们都是从重庆忠县来到宁波的打工者，都曾是鄞州区蔺草加工业的 “拔草工”，最长的干了近十年。而今，支持他们活下去的惟一信念就是为自己的病讨个公道，拿到应得的工伤赔偿。

    蔺草种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日本引进到鄞州后，现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蔺草加工也已发展成为宁波的主要产业之一，主要的产品出口国是日本。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是从业者，就连当地政府都对这个产业的另一面处于无知状态。

    自打两年前鄞州区蔺草加工业发现尘肺病以来，不断有工人因为这个职业病的工伤赔偿与企业打官司。在宁波，在有着“中国蔺草之乡”美誉的鄞州，有关尘肺病的种种由此成为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白伤”

    尘肺病俗称“白伤”，还有人把它叫做“不流血的伤”，是危害健康最为严重的职业病。宁波市卫生局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地约9000名蔺草加工工人当中，患有尘肺病的有163人。6月25日的《宁波日报》公布了鄞州区有关部门的一项调查结果：“到目前为止，全区共体检蔺草加工从业人员12000多人，查出不宜粉尘作业人员1000余人。”宁波市卫生局有关人士对此解释说，“不宜粉尘作业”只是上岗前的体验结果，与尘肺病或是可疑尘肺病不是一个概念。

    鄞州区卫生局有关人士说，尘肺病的产生在于蔺草加工过程中的一道工序——“拔草”。蔺草加工时为保证原有的色泽，需要在蔺草的外面浸上一层染土，然后将草放进烘箱烘干。由于蔺草长短不一，在编织前要对蔺草进行筛选，俗称“拔草”。由于草上有土，在“拔”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粉尘，如果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大量粉尘就会被作业者吸到肺中，导致尘肺病。这种病有很长的潜伏期，有的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被发现，而且迄今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然而在2002年以前，这种病在当地鲜为人知。2002年国家出台《职业病防治法》后，当地卫生部门组织了一次体检，正是那一年的普查中，查出患有尘肺病的蔺草加工行业工人超过100人。莫前生和陈其伦都是在当年被确诊患上了尘肺病。

    据重庆忠县政府派往宁波处理当地民工职业病问题的工作组成员黄学权介绍，他们经调查发现，从1991年以来，先后有2000多名忠县民工来到鄞州打工，已有80多人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鄞州蔺草加工业的外地民工多数来自重庆忠县和江西瑞金。

    如今，每年开工前的工人上岗体验已成了一种强制性要求，今年的体验工作目前已接近尾声，今年的情况又当如何呢？

    8月11日，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徐来荣告诉记者，蔺草加工业的体检主要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到目前已经体检了9000多人。“政府对企业进行除尘设备改造后，今年的情况比两年前要好得多”，他说，但表示具体情况应该向宁波市疾控中心了解。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楼的一间副主任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则拒绝与记者交换名片，“下面还没报上来。”他表示，建议记者去找宁波市卫生局。宁波市卫生局有关人士则表示分管领导出差，不便接受采访。

    当地卫生部门的一位医师说，由于尘肺病是慢性病，潜伏期很长，现在发现的都是以前的老工人，“新的就算有也不一定能马上查出来，所以是无法预计的。”她表示。

　　纠纷

    据宁波市蔺草经济联合会会长陈志福介绍，蔺草是1978年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席草品种。蔺草加工是宁波的主要产业，蔺草编织品是宁波出口创汇的主导农产品之一，年创汇9000万美元，出口量占全国八成以上。当地的蔺草加工业从业人员一般在12000人左右，其中七成是外来民工，拔草工几乎清一色是外来民工。

    在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后，莫前生、陈其伦们都走上了索赔之路。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条路会走得如此艰难。

    8月9日，陈其伦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工伤赔偿劳动仲裁调解书。根据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他最终获赔21.3万元。尽管离要求的赔偿数额37万元还有一定的差距，但陈其伦表示，两年的努力总算有了个还算完满的结局。“再耗下去也耗不起了”，47岁的陈其伦说，他打算这几天就与妻子一块儿回老家一趟，然后再到南京去治病。

    陈其伦夫妇1997年来到宁波，在鄞州区高桥镇云达蔺草制品厂从事拔草工种。 2002年底，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陈其伦出据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面的结论是“一期尘肺，合并肺结核”。2003年初，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陈其伦的患病性质为工伤。鄞州区人民医院随后出了“工伤三级”的等级意见。但是因为用人单位提出异议申请复检，所以审理被迫中止。而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的复检结论是，待正规系统的抗肺结核治疗后再定级。2004年3月，陈其伦到治疗肺结核的专科医院进行治疗。由于不是病毒性肺结核，医生没有给他打针吃药，当他出院时，仍然被诊断为尘肺伴肺结核。

    陈其伦的律师何波说，医院说没有权利做出结核病稳定的诊断，也不给治疗，而劳动鉴定部门又要求医院给出一个病情稳定的诊断证明。他们觉得不合理，认为是在人为地拖时间，所以专门找了浙江省的劳动部门，但是结果省里“还是维护了下级部门的利益”。 何波表示，过程中的许多波折只能意会不可言说。由于媒体对陈其伦这个案例的关注，市总工会和市劳动局随后都介入参与调解，所以才会尽快得到了解决。

    在宁波呆了两年的黄学权表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外来民工维权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一个民工被鄞州区人民医院查出是三期尘肺，但是宁波市疾控防治中心却作出了“无尘肺”的诊断，到浙江省复诊后认定为是三期尘肺。“他们说是因为肉眼看走眼了，这好比把一条狗看成是一头牛，差得太离谱了。”黄学权说，鄞州区卫生部门今年对待尘肺病的一个新动向是，今年几大医院都不敢对看病的民工下“尘肺”的初查结论，说是上面统一交待过的。

    根据有关法规，职业病的赔偿首先需要由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确诊，确诊之后再由劳动部门确认为工伤，然后劳动鉴定部门对伤残的级别进行鉴定，最后由劳动仲裁部门根据伤残级别，要求企业对职业病患者赔偿多少金额。与黄学权同为重庆忠县政府赴宁波工作组成员的钟于明表示，由于整个程序复杂，这其中任何一道程序都很容易被“设卡”，为外来民工索赔设置障碍。

    按照有关规定，医疗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时，必须有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史。但是黄学权说，很多患了职业病的民工都因用人单位不盖章而得不到应有的诊断，这给他们以后的索赔设置了障碍。当职工找到上级主管部门时，主管部门又说只能以厂方说了算。

    而劳动部门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由于蔺草加工业的工人流动性很大，加上尘肺病的潜伏期很长，所以在处理争议时确认劳动关系的确比较困难。据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李卫平科长说，目前100多个工伤赔偿纠纷绝大多数已经解决了。最多的赔了30多万，平均数额在十几万元。“主要都是前几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整治

    这些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去年开始经媒体曝光后炒得沸沸扬扬，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来了一拨又一拨。加上蔺草制品出口九成以上的市场在日本，企业是丰年还是歉年完全受制于人，所以在鄞州，不少政府官员提到日本人难免心情复杂。

    “我们就是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加工时为保证蔺草原有的色泽才在蔺草的外面浸上一层染土，连这种土都必须从日本进口，一吨土要3000元，比大米还贵。就是这个现在导致了职业病。”李华龙说。他是鄞州区农林局副局长，兼鄞州区蔺草加工行业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个整治办2003年3月设立，主要是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加强监督管理。

    李华龙说，去年的技改总投资达1300万元，要求企业安装除尘设备，大企业投资20-30万元，小企业3-5万元，政府对每家企业补贴1-2万元。但他承认，应根据目前国家对粉尘浓度的标准，但是目前现有设备技术上无法达到这个要求。

    据宁波市卫生部门有关人士介绍，现在“拔草工”工作环境里的粉尘浓度几何数已由两年前的每立方米31.05mg下降到7.61mg，而国家标准是粉尘浓度每立方米不到1mg。

    一位官员直言：“只要开工就免不了这个病。企业现在也是提心吊胆的，平均一个病人赔十几二十万，一年才赚多少钱？”

    “这个行业看样子是要萎缩的。”他说。

    鄞州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琦告诉记者，蔺草加工业已被区政府划归限制发展行业，将来打算逐步把它弱化掉、转移掉。

    李华龙说，本打算8月11日下午召集的蔺草行业整治会因为台风的缘故取消，原定的议题就是各镇上报企业“黑名单”，打算取缔掉一批规模小的企业，同时鼓励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由出口转内销，“不用粘土也就不存在粉尘污染和尘肺病的问题。”

    宁波市蔺草经济联合会会长陈志福表示，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研制拔草机，用机器代替人工拔草，今年就准备推向市场。据了解，日本当地的蔺草加工企业在拔草工序上用的就是拔草机，宁波以前也曾引进过日本的拔草机，但是发现拔草机对草的损伤太大，而且比起人工来成本要高得多，所以使用后不久就放弃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有意把蔺草加工这个对环境有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陈志福认为有偏颇之处。他说，日本也不是没有尘肺病，而是由于他们的加工企业以家庭为主，生产规模比较小，污染较轻，工人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比较强，不像国内很多民工素质差，就是发了口罩也不戴。

    陈志福对记者说：“蔺草加工关系到当地四万多农户的收入来源，所以是件很敏感的事。尘肺病这件事，媒体报道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怎么样解决农民的经济收入很麻烦的，而且对行业也带来不好的影响。现在大家认为从事这个行业会得尘肺病，给企业招工带来了不少困难。媒体还是应当做一些正面的报道。”

    他说：“是个历史问题，职业病防治法2002年才出，很多东西别说是企业，政府以前也没有认识到，这怎么说得清？” （记者 林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