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商帮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像春季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发芽一样。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决定着、制约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

    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现代中国有两股驰骋纵横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粤商，一个是浙商。如果说前20年因为占尽“天时地利”，粤商成为最具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奏响历史的最强音。

    当粤商凭借天时地利率先致富时，浙商却在经历着创业的艰苦修炼

    当天时地利发生突变之时，浙商如喜得甘霖的沙漠玫瑰绽放出无穷魅力

    从1978年到1993年，即从改革开放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前的整整16年，是粤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是那个时代的对外开放成就了粤商。

    那时广东人赚钱与内地人相比简直太容易了，似乎遍地都是黄金。整个80年代，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风靡中华大地，“其面似猴，其身如鸟”的广东人咬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那时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还记得那时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称广东白话为“鸟语”。广东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多少热血青年、志士仁人，抛弃工作、档案，告别妻子儿女，跑到珠三角，以至于一时间大地南倾、孔雀南飞。

    而此时的长三角还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可以直通欧美国家的香港老表，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少有什么外商投资。那时的浙江人，这些农家子弟，这些草根阶层，这些行走在街头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独中，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炼，“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其实整个中国27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

    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处心积虑、绞尽脑汁地完成原始积累；但因各自的天时与地利不同，他们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又完全不同。粤商的财富积累犹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开了强盗藏宝的山洞，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财富积累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让浙商培育出坚忍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未悔的执著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炼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有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她一捧枯草，像死掉一样，没有水分，没有生气，很难看。朋友告诉她，这叫沙漠玫瑰，浸泡在清水中，几天就会复活；倒掉水，又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它又会复活。半信半疑的龙应台，将这捧干枯的杂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没有丝毫动静。第二天，发现从中心开始向外舒展，有一点绿意。第三天，模糊的绿已变成实实在在的绿。以后每一天，她的绿意就顽强地向外延伸。到了第八天，展现在眼前的是完整、饱满、丰润的沙漠玫瑰，它居然复活了！

    浙商就像这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这些草根人物炼就了摧不垮、锤不扁、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气候恶劣时，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气候变化，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它却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一圈顽强地扩展它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

    所以当市场经济的春潮呼啸而来席卷神州之时，面对天地大变、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而“野生动物”浙江商人却如龙腾大海、虎啸山林。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因此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东莞那样的地缘优势，从事“三来一补”，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依然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启动内需，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家具、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从而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大赚特赚全国人民的钱。

    与此同时，日后做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为代表，那时正处于从“盲流”到“绅士”转型的早期阶段。它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皮鞋的代名词。1992年前后的温州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它的假，比如它们先帮日本打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当他们开始做自己的品牌时，比他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它们，侵犯它们的知识产权。

    其实在90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它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气度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日渐式微，浙商开始异军突起。

    历史的风水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太容易发财了，很多课没有补。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进入本世纪初期，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联结世界的惟一通道，广东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减弱。这时的竞争，已经不是比客观，而是比主观。而浙商们恰恰在主观世界的磨炼与提升上，是任何商帮无法比肩的。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整个中国经济还发生两个深刻变化，一是过剩经济取代了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二是民营经济终于从歧视、打压、限制中挣扎出来，步入主流。于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的几年，浙商的民营企业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一个个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开始舒枝展叶，他们在艰难成长中积累起来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种种优势逐渐得以释放。这些优势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网络优势

    经过近20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从擦鞋钉鞋弹棉花当木匠，到做建筑搞装修搞代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后塑造品牌，终于修成正果，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就成为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就当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当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虽然目前广东有些商人依旧很成功，但你很难看到类似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尤其是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之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于网络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毛孔，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就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为什么前段时间温州炒楼团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后来温州人终于站出来“辟谣”。其实，重要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温州民间炒楼团，而是他们如何会制造出这么大的声势？这充分说明了浙商强大能量已经得到全国的认同。

    浙商在流向全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如果说广东的“前店后厂”是一种单向流动、循环的系统————通过香港、台湾的中转拿国外的订单，组装完毕，三分之二出口，三分之一内销；那么浙商就不是这样，它类似于章鱼，有心脏、有四肢、有骨骼肌肉、有血管、有微循环系统，总之，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生命机体。所以当历史的聚光灯终于转到了中国，当全世界的投资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天时变了，地利变了，中国市场仿佛一瞬间就从重生产到重营销，从重产品到重品牌，从重品牌到重网络。在这个临界点上，粤商的日渐式微与浙商的异军突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乐百氏的老板曾经讲，娃哈哈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甚至敢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巨头叫板，就是靠网络，靠农村包围城市的营销战略。

    二是地域文化优势

    有人说粤帮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粤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

    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也是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面对面社交的广东老板们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

    其实，在历史上，浙江就是一个盛产才子佳人的故土。明清两朝，一个县高中进士的人数可能比中国一些文化落后的省还要多。巴尔扎克曾说，“造就一个贵族需三代换血。”这里所指的“血”应该是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为什么浙商越来越让人敬重、畏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注重文化的传统和习俗。

    三是抱团能力

    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的团体的共性特征。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很封闭，故层次较低。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惧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目前中国可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场口碑的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谈起温州商会，都会眼睛发亮。有人竟说：我们这个地方居然有八九万浙江人，他们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不得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去香港招商？由于浙商价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期盼，使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反过来这种力量又增加了商会在与政府谈判中的砝码。这种良性的博弈最终使得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四是整合能力

    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目前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新开张的中小企业板，浙商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粤商。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就有5家上市公司。据香港商报报道，浙江民营企业正加快步伐跨向资本市场。截至去年6月，已经通过和将要通过上市辅导期的117家浙江企业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仅有18家私营企业直接或通过“买壳”方式在上海和深圳上市。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那么，粤商与浙商对资本市场的兴趣为何大相径庭？

    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一些广东老板第一桶金是通过黑色或灰色的手段挖到的，见不得光，这就是资本的原罪。一上市，企业就成了公众公司，就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很多问题就会暴露，权衡利弊，当然愿意继续沉在深海之中。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企业家的胸怀和格局，是大海才能容纳百川，是高山才会不拒细壤。如果一个企业家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我们很难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怀和格局。而恰恰在企业的使命和目标上，粤商与浙商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更重企业利润，而后者更重社会责任。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胸怀和格局，进而影响他们对资本整合、资源整合的态度。整合是结构优化、要素聚集的过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过程，是迅速扩张、做强做大的过程。在这方面浙商无疑走在了粤商前面。

    【资料链接】

    浙江民间商会

    在浙江省，尤其在温州，商会这个民间组织的存在非常普遍。包括服装商会、眼镜商会、家具商会、五金商会、合成革商会等，仅温州一地就有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在全国各省及大中城市乃至欧盟、美国、阿根廷等地，也都相继建有浙江(温州)商会。

    遍布海内外的浙江(温州)商会主要承担着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等六大方面的任务。借助协会和商会力量，温州一些行业屡禁不绝的仿冒之风、杀价竞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使温州服装企业、鞋业产生出许多名牌。商会服务功能很强。

    浙江的商会是社会中介组织，组织发育良好。拿温州服装商会为例，它是纯民间的，会员企业350多家。商会有组织机构及组织章程，自选领导、自筹经费，不拿政府一分钱。在山西，浙江商会设有温州工作委员会、会员部、项目部、维权部等机构，还制定了章程，商会每3年召开一次全国年会。去年3月3日，新疆最大的农贸市场————温州商会大厦落户乌鲁木齐。

    商帮的轮回

    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生存、发展都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纵观古今商帮的兴衰轨迹，我发现，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是倒过来，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粤商与浙商的发展演变证明了这一点，明清之际的晋商与徽商的兴衰轨迹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明清之际，随着农产品与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两类产品的交换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山西所处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则为晋商的崛起构成了最重要的地利因素。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在这两大需求之间，晋商便自然而然成为交易的纽带和桥梁，加入这个商贸活动的商人越来越多，其辐射和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原本只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西口”。有人从这里走出去走成富商大贾，而更多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农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却成了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主要靠经营茶叶，随着与官府结合，逐渐转向食盐等垄断产品的经营；与晋商的不同之处是，徽商的市场主要在内陆腹地，运输依凭的主要工具是舟楫。

    作为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晋商与徽商也难以逃脱这一铁律。

    当晋商和徽商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开通而丧失时，衰落成为历史定局。

    所以，当浙商们今天豪情满怀在谈论浙商的崛起时，当全中国都在为浙商大唱赞歌时，浙商们一定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之变，没有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整体崛起，没有整个中国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浙商们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等待。

    同理，如果谁以为粤商从此就会走向式微、走向衰落，那就大错特错了。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千锤百炼的粤商，不仅积累了极为雄厚的有形资产，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无形资产。随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大整合，随着东盟经济的一体化，当今世界一个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必将在南中国大地崛起，而与之一道崛起的必将是一个强大的南粤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无论多么强大，然而由于天时、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终往往都灰飞烟灭。那么现代商邦能否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一是历史给现代商帮的特殊机遇———这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二是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现代意义的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就能够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商帮，我们大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抱着太强的区域或地方心态。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其本质是流动的，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利于财富积累，什么地方利于企业发展壮大，它就会流向那里，这也是资本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王志纲 傅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