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本报对在俄罗斯人质事件中作出精彩报道的杭州男儿卢宇光进行了采访。为了追寻这名记者的成长经历，早报记者昨天找到了城西文华路上的卢家，与卢宇光的母亲和妹妹面对面地聊了一个下午。
    
　　上山下海的日子
    
　　在母亲杨淑涵看来，两段经历对儿子至关重要。
    
　　在卢宇光的个人履历里，“当过农民”这一条是他执意要记录在册的。高中毕业后，卢宇光曾去黄岩三甲盐场做过晒盐工，20还没出头的小伙子与当地农民一起，成天迎着海风，任凭烈日焦烤，晚上住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窝棚里。
    
　　另一段经历就是当兵。离开盐场后，卢宇光参军去了长春，成了海军特种部队的一员。部队的驻地在大山里，大雪封山的时候连食品供应都很困难，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站岗放哨是家常便饭。
    
　　在杨淑涵的眼里，儿子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无论是那段农民经历，还是军人经历，卢宇光从没叫过苦。
    
　　干新闻是从小的志向
    
　　卢宇光打小就爱读书，无论是在浙东沿海的晒盐场，还是在东北深山的哨所，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书。杨淑涵说，直到现在卢宇光每到一处仍会收集当地出版的报纸、杂志，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这个嗜好令卢妈妈很头痛，每次卢宇光回家，都会带来大量报刊，收拾它们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
    
　　“他很喜欢文学，喜欢干新闻这一行”，在莫斯科，卢宇光常常要集采、摄、编、播于一身，亲眼见过他工作的妹妹卢红玲说，有时候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杨淑涵说，为了真正融入俄罗斯社会，卢宇光花了大量时间、精力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打交道，上到政府高官，下到平民百姓，都是他采访报道的对象。
    
　　“他很好强，一直说要为华人和华人媒体争口气，”杨淑涵说。
    
　　卢宇光回杭与家人团聚时，常说起采访中遇到的事，经常把全家人说得哈哈大笑。“大家都在笑，他就趁机一个人把好菜全吃掉了。”杨淑涵笑着说，但接着她又说，“别看他挺幽默，把自己经历过的事说得很好玩，其实他挺重感情的，为怕我们担心，他把很多艰辛、危险的故事藏在了心里。”
    
　　妹妹：那难熬的一个半小时
    
　　卢宇光上一次回家是在8月中旬，呆了不到半天，吃了一顿中饭，走了。当天俄罗斯两架客机被炸，卢宇光赶回了俄罗斯，刚忙完此事，又发生地铁爆炸，紧接着便是别斯兰的人质事件。
    
　　9月2日，卢红玲在电视镜头中看见了自己的哥哥正在发生人质事件的学校外。接着就有朋友打电话给卢红玲，说：“你哥哥怎么又去了，太危险了！”
    
　　“手机中都能听见子弹飞过来的声音。”卢红玲说。接下来凤凰卫视的直播间就与卢宇光失去了联系。“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吧，真难熬啊，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我几次想给他打电话，但想到会影响他工作，又忍住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视里还在不断重复旧的画面，卢红玲感到自己快要坐不住了，“我想，再过一会儿他还没消息，我就给凤凰卫视打电话。”幸好联系终于恢复，卢红玲再次听到了哥哥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一整晚，卢红玲守在电视机前没有睡觉。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卢红玲一直没有给母亲的电视接上凤凰卫视的信号。到现在卢红玲也没敢给母亲看卢宇光从人质现场发回的报道，只是陆陆续续地将报纸上的相关报道拿给她看，“有些细节，真的不敢让她知道”。
    
　　卢宇光的报道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关心他的安全，我在网上都看到了，挺感动的。”
    
　　母亲：最关心有没有华人记者遇难
    
　　多年来，杨淑涵每天看新闻，最关心的就是俄罗斯有没有出事，有没有华人记者在采访中遇难，“每次看新闻，都有些紧张。”杨淑涵这样说。
    
　　卢宇光去过伊拉克，去过车臣、莫斯科所有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现场，但每次杨淑涵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其实她心里很清楚，以儿子的个性，只要有事发生，他非去不可。“他说过，记者一定要在现场，才能采访到最真实的情况。”自从俄罗斯人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杨淑涵就悬起了一颗心，她不时打电话问女儿：“你哥哥他怎么样？”卢红玲说：“放心吧，没事。”“但我怎么放得下心呢？”杨淑涵说，“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啊！”
    
　　解救人质的行动结束后，杨淑涵与儿子联系上了，但卢宇光告诉她自己还要在现场做一期节目，杨淑涵的心又悬了起来。杨淑涵得知儿子匆匆赶去采访，没有带上降压药。“他有高血压，不带药怎么行？”两天后，卢宇光平安回到莫斯科，卢妈妈这才放下心来。
    
　　“既希望他平平安安，又希望他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永远处在矛盾中。”杨淑涵这样形容她的心情。采访结束前，杨淑涵和卢红玲一再叮嘱我们：“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没什么特别的，任何一名记者处在当时的状况下都会像他一样。”这句话与昨天卢宇光在电话中对我们说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