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调查、研究、跟踪一段时间以后，会突然失去联系，而这些人失踪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的歧视和无法承受的压力……

　　近日，记者在杭州一家外语培训学校看到这样一份内部寻人启事———外籍人士DW在福建检出HIV呈阳性后突然失踪，有迹象表明他已经前往浙江省，故此希望各方给予协同查找……而关于这样的寻人启事，这家外语培训学校并不是第一次收到。
　　像DW这样在查出HIV呈阳性后消失的并不在少数。杭州市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人士称：“我们这里确诊的病毒携带者，我们都会调查、研究、跟踪。一段时间以后，有不少的人会突然失去联系，再也找不到他，而这些人的失踪主要是因为社会的歧视和无法承受的压力。”
　　杭州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登记表要求检测者留下家庭住址和电话，但这么多年来，疾控中心发现，对自己有怀疑的初筛检测者名字往往是假的，有的电话住址也不真实。他们常常有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100%不愿接触媒体。社会的歧视和周遭的压力让不堪重负的HIV呈阳性的人出走，据记者了解，杭州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约2500人，但登记在案的只有241人，约占9．6%。失去联系地址、无法得到疾病控制中心的及时监管主要是因为有的携带者用假名登记检查，疾病控制中心发现他的血液HIV呈阳性后，找不到真人；有的艾滋病携带者因为迫于亲朋的成见和社会的压力，被迫过着隐姓埋名、孤独流浪的生活，这种无法漠视的沉重和不该忽视的孤独，让艾滋病监管、控制困难重重。
　　浙西山区一个9岁孩子的父母因艾滋病去世，她就这样成了浙江省第一个“艾滋遗孤”。小地方有点事情传得快，更何况是得了艾滋病。虽然当地的防疫部门已经对村里人进行过关于艾滋病方面知识的宣传，但观念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歧视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消失。村里人的指指点点，惶恐相避甚至是恶语中伤，让这个“艾滋遗孤”无法做正常人。
　　虽然从2002年3月第一次抽血检验，到县疾控中心为她做的数次血液检查都呈阴性———表明她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这个从医学上可以宣布是个正常人的她，却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艾滋遗孤“的身份而无法得到一个正常人的待遇。
　　去年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许多媒体都试图重新寻找宋鹏飞———国内首次向公众透露名字的一位HIV感染者。但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的下落，这个如今算起来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无奈地充当了一回公众人物后，还是选择了消失———尽管所有艾滋病专家的看法都是:回归社会可能更有利于健康，但与HIV病毒已经在社会与病人间制造的坚硬隔膜相比，这个建议看上去隆重而奢侈。
　　尽管现在四处都是关于艾滋病连篇累牍的报道，但艾滋病感染者屡屡被当作公共资源，是在于社会把这种病看得很“神秘”，传递更多的仍然是好奇和恐惧，社会并没有从这种情绪里面真正解脱出来。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是不准确，有的认为传染上艾滋病的人就是肮脏的人，这种无知对艾滋病患者的心理造成了额外的压力。很少有人能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那些艾滋病患者。社会的鄙视情绪可能把患者彻底推向社会的对立面，这些人很可能把自己当成病原体向社会人群传播病毒，以达到报复的目的———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
　　消失的宋鹏飞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其实人们更乐意把他们的生存状况当作“谈资”，但这些人道色彩的注视却百无一用———即使想获取一个稍许安稳的住处，都显得那么困难。而有关方面统计，国内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中，60%以上无家可归。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截至2003年底，浙江省已累计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565例，其中艾滋病人94例，死亡51例。对比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疫情通报：截至11月29日，全省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549例，其中88人发病，死亡46人。这意味着，从2003年11月30日到12月31日短短一个月间，浙江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就有16人，相当于每两天发现一个；另外还有新发病的艾滋病人6人和5例死亡报告。
　　杭州市的情况同样不让人乐观。1985年，杭州市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此后逐年增加。截至2003年底，杭州市共检测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发病者191人，死亡13人。今年以来，增长幅度更快，统计至今年上半年，共检测出50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发病者，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7%，而且这一比例仍处在不断上升的趋势中。但是，“更多人因为害怕社会对他的歧视，不敢走到阳光下来。”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性保健门诊部主任时代强介绍说，“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到医疗机构检测，但其中绝大部分是‘恐艾者’，真正的病人和感染者来检测的并不多。”他的观点也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赞同，“许多人都在病情最后爆发期才到医院来”。
　　“越早治疗，病情被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越早控制，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投入的财力、精力也就越有效。”时代强说，就目前的形势看，艾滋病的控制工作已经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