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诗人郭沫若曾经说过：“凡是在一定的岗位上尽到最大努力的人，便是登上了最高峰。”
　　黄招龙就是这样的人，在苍南县劳动仲裁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干了15个年头。每天，他都用微笑，面对着这份繁琐的工作、“唠叨”的民工。如果哪天不能顺利替“受伤”的民工讨回公道，竟会成为他的心病。
　　这份执着，感动了他身边所有的人。一些顺利拿到赔偿金的民工，竟纷纷给他送来红包……
　　
　　解成功率达95%

　　黄招龙说，我所做的都只是份内的事，并不希望被夸大。干这么多，最担心的就是矛盾被进一步激化。

　　苍南县这几年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很快，伴随而来的劳资纠纷也出现上升势头。一些“受伤”的外来务工人员纷纷找老黄诉苦，情绪十分激动。老黄对待所有的投诉，都尽量不让双方矛盾激化，让大家都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调解结果。

　　今年11月1日，几名外来务工人员找到了黄招龙，投诉一印刷企业的老板违反合同。由于他们和企业曾起过冲突，情绪显得非常激动，还扬言，“要把老板砍翻”。

　　老黄马上决定“特事特办”，接连上门找到企业主，解释相关法律法规，为工人们讨回了应有的赔偿，三天内就化解了可能随时激化的矛盾。

　　目前，老黄所在的科室，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5%，他自己经手的劳资纠纷，更是几乎全部调解成功。15年来，苍南县还没有发生过一件因劳资争议而引发的矛盾激化。老黄的这番良苦用心终于有了收获。
　　
　　15年来正直为人

　　同事10多年的老李对黄招龙的评价简简单单：为人正直，这也正是他工作15年的根本。

　　在老黄的办公室或者家里，经常会突然出现扎着几百块至上千块的“红包”。在这其中，民工送来的“谢恩红包”竟然占到了一半。

　　说起这事，朴实的老黄就憨憨地笑个不停：“一看到红包，我就犯晕。每次退回这些红包，总要费尽心思，比调解一起劳资纠纷都还要累。”

　　去年，苍南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在机械厂里上班时被压伤了手指。经老黄调解，老板最终拿出了1.2万元作为赔偿。小伙子拿到赔款后，立即封了300元的“红包”，先是将红包偷偷留在老黄的办公桌上，被拒绝后又放进了老黄家里。“幸好两次都被我及时发现，钱是一定不能拿的。”

　　比起民工们的“感谢红包”，老板们的“求情红包”更是被老黄无情拒绝。“两种红包都不能碰。但说心里话，有时看到民工们的红包也是蛮开心的，这起码说明了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老黄依旧乐呵呵地说着。

　　15年来正直为人

　　同事10多年的老李对黄招龙的评价简简单单：为人正直，这也正是他工作15年的根本。

　　在老黄的办公室或者家里，经常会突然出现扎着几百块至上千块的“红包”。在这其中，民工送来的“谢恩红包”竟然占到了一半。

　　说起这事，朴实的老黄就憨憨地笑个不停：“一看到红包，我就犯晕。每次退回这些红包，总要费尽心思，比调解一起劳资纠纷都还要累。”

　　去年，苍南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在机械厂里上班时被压伤了手指。经老黄调解，老板最终拿出了1.2万元作为赔偿。小伙子拿到赔款后，立即封了300元的“红包”，先是将红包偷偷留在老黄的办公桌上，被拒绝后又放进了老黄家里。“幸好两次都被我及时发现，钱是一定不能拿的。”

　　比起民工们的“感谢红包”，老板们的“求情红包”更是被老黄无情拒绝。“两种红包都不能碰。但说心里话，有时看到民工们的红包也是蛮开心的，这起码说明了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老黄依旧乐呵呵地说着。
　　
　　仲裁科长没空替女儿维权

　　女儿黄为明噘着嘴巴说：“为什么就想着替民工维权，就没空来关心我的工作？”

　　老黄的女儿黄为明技校毕业后，在一家国有企业做集体工。过年的时候，黄为明因为没能和正式工一样领取年终奖金，回家伤心地捂着被子哭了一夜。“懂行”的亲戚们纷纷建议，现在讲究的是同工同酬，老黄每天都在为民工奔波，替民工维权，怎么也不去替自己的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可老黄却说，他很操心女儿的事，可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根本没空，也拉不下面子去找女儿单位“打官司”。
　　
　　难的是能坚守15年

　　局长杨昌栈说，老黄做事情很普通很平凡，但坚持15年确实很难办到，如果局里有人在工作中出现了懒散的作风，同事们就会提醒一句：学学人家老黄。

　　在同一个岗位上，坚守15载，这很不容易；在每天都要苦口婆心、充当和事佬的劳动仲裁岗位，任职15年，那就更不容易了。50周岁的老黄至今还保留着一项纪录：温州市劳动仲裁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干部。

　　一套“黄式”调解法

　　苍南县劳动争议仲裁室，就在老黄办公室的隔壁。可这个宽敞的仲裁室的大门却很少有“机会”打开。

　　老黄办事一直坚守着一个原则：能调解的，就坚决不进行仲裁。

　　“调解必须要让打工者和企业主双方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虽然我们的工作量会成倍增加，但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双方精力，受伤当事人的赔偿金也能很快到位。”

　　一份割不断的民工情

　　在和民工们打交道时，老黄经常提起的一句话就是：“我自己也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人，家里几代人也全部都是农民。我很能体会你们的难处。”

　　有一回，老黄患重感冒发高烧，正躺在诊所输液，听说一位贵州籍工人在龙港做工受伤，情绪激动，急着前来要求仲裁。老黄二话没说，拔掉针头就往局里赶。由于这名工人申请仲裁的时效已经超过，老黄向这位工人解释相关法规后，当场又写了封信给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请求法律援助，临走时还给了这名工人一些饭钱和回厂的路费。

　　一股常人难比的耐性

　　每天都要面对民工们的“唠叨”和老板的“抱怨”，还要充当两者苦口婆心的“中间人”，这就需要有一份常人难以拥有的耐心。

　　老黄的同事们向记者讲述以前碰到的一件事：苍南农村的一名中年工人来咨询申请仲裁的程序，老黄把相关步骤清清楚楚地解释了一遍。可没想第二天一大早，这中年工人竟又带着老婆来了，他说自己还没到家，就把老黄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再过了一天，那男子竟又带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赶来了，中年男子称，他和老婆只记住了单词，把顺序忘掉了，带有知识的青年人过来帮忙“记忆”。到了第四天，中年男子又走进了老黄的办公室，开就口说，“我要申请仲裁”……

　　这几年里，老黄不知道碰到过多少类似的事情。每当碰到民工们实在听不懂了，他就把相关内容写到卡片纸上，并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以便民工们随时“骚扰”。
　　
　　前几年，局里实行中层干部竞聘上岗，仲裁科长一职只有老黄一个人报了名。一些同事清楚这项工作的所需“忍耐度”，纷纷“知难而退”；2002年政府机构改革，苍南县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合并，领导曾考虑给老黄换个相对轻松的岗位，可由于一时又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老黄又主动要求留了下来。

　　如今，年过半百的老黄继续为民工们奔波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