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写着一个电话号码的纸已经被老人捏得皱巴巴，他犹豫了好长时间，终于鼓起勇气，走到了电话机旁。
    老人颤颤巍巍地按下了11个键。
    “喂，谁啊？”两声“嘟嘟”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是倪玉芬吗？”老人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是我，你是……”
    “我是大刚啊，我是严大刚！”
    “啊！大刚！你真是大刚啊！”
    “是我，就是我啊，你还好吗？”
    “还好，我还好，50多年了，你过得还好吗？”
    “我也还好……”
    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出了声，而电话的那头，也已泣不成声了。
    老人叫严大刚，今年80岁了，电话那头的老太太，叫倪玉芬，也已77岁。他们是初恋情人。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已经失去联系50多年了。如今，他们一个在湖南株洲，而另一个在相隔千里的浙江江山。
    
　　寻访：失落的爱情一朝寻回

    12月1日，本报记者收到了一封77岁的湖南老太太倪玉芬写来的信。信上说，她年轻时在浙江上学，认识了一个男生，这是他们的初恋。后来，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他们最终没能在一起，而且失去了联系。但是她始终忘不了他。日前，她看到了本报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联合推出的“心愿之旅”专栏之后，终于鼓足了勇气给本报寄来了这封求助信，以了却她一生的宿愿。

    倪老太太在信中提到他的初恋情人严大刚曾在浙江江山市一所中学教过书，凭着这条线索，记者打通了江山市教育局的电话。

    经过一番搜索，江山市教育局找到了一位名叫严大象的老人，今年77岁。记者随后打通了严大象的电话，当问起知不知道严大刚这个人时，严大象老先生说：“怎么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哥哥！”

    当天下午，记者即奔赴江山，根据严大象老先生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严大刚的家。那是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头发全白、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同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那位老人就是严大刚，妇女和小女孩分别是他现在的妻子和女儿。严大刚是到66岁才结婚的。

    当记者说起倪玉芬老太太，并将她写给记者的信交给严老先生时，严大刚显得异常激动，颤巍着双手，接过信。

    他把信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再把信贴到胸前，眼睛看着窗外，傻傻地坐了很久。慢慢地，严老先生张开嘴，向记者说起了过去的故事。

    追忆：50年往事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在杭州国立艺专（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上学，我和同学办了一张小报，报纸就传到了远在温州教会医学院上学的倪玉芬手上。她给我投了一篇稿子。

    当时我只是觉得她的字很清秀，文笔也很细腻，我很喜欢，我认认真真帮她改了稿子，写了封信给她。

    就这样，我们开始通起了信，我们当时信上的内容很单纯，全是关于文学和社会、人生理想之类，但在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相互间的关心，我们通了三年信，觉得大家很多观点都惊人的相似。虽然还没有见过她，但我已经隐隐对她有了好感，我还给他寄过我的照片。

    1950年，我毕业后在浙江省委工作，倪玉芬去了国立绍兴医院工作，我们一下子离得很近，趁着一次出差的机会，我去了绍兴找她。

    我们一见面，就好象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感觉有说不完的话。其实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但是，我对她特别有好感，那天我要回去的时候，她送我到车站，我又送她回医院，她又送我到车站，我们这样来来回回送了三四次，最后还是她送我上了最后一班车。从那时候起，我已经把她放在了心里，我相信，她也把我放在了心里。一有机会，我就去绍兴看她，她也经常来杭州看我，我们也继续保持着通信，当然，那信从以交流文学为主变成了交流感情为主。可以说，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如果我们就这样正常发展下去的话，我们肯定是会结婚的。但是，到了1952年，因为一些历史问题，我被下放到杭州一个农场劳教，我怕连累到倪玉芬，那以后就没有再和她联系。没想到这一别，我们永远地失去了联系。

    我始终没有忘记她，分离的时间越长，对她的思念之心也越深。1956年，我提前释放了，我原以为又可以和她在一起了。还没去工作单位，我就先找到了当时在浙江工业大学工作的倪玉芬的二姐。她二姐给我的消息却把我那颗充满希望的心砸得粉碎，她说倪玉芬已经结婚了，现在北京朝阳医院工作。

    当时我真的是伤透了心，好几天没有吃下东西，但是，我始终相信，她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我后来的生活历经坎坷。1957年，因为历史问题，我又去劳改。之后，我就回到了江山老家务农。当时我只能算是个坏分子，也没人看得上我，更重要的是，我心里一直有着她，常常在夜里梦到她，在梦里喊她的名字，就这样，我一直没有结婚。

    1978年以后，有关部门为我落实了政策，后来，在江山八中代课，教英语和美术，还去过江山文化馆工作，现在是离休干部。我也曾想过找倪玉芬，但我想到倪玉芬已经结婚，如今可能已儿孙满堂，我再找到她，可能会让她想起以前的事更加伤心，还是不再去打扰她好。

    直到1990年，在众人的劝说下，我和我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她是个农村妇女，我们后来有了个女儿，现在也已经9岁了，我现在生活也很幸福，只是在记忆的深处，还会想起倪玉芬，想起我们曾经有过的快乐时光……

    重逢：千里情缘一线牵

    听完严老先生的回忆，记者随即将倪玉芬的电话号码交给了他，劝他给倪玉芬打个电话。然而，捏着电话号码，严老先生却有些犹豫了：“这样好吗？会不会显得太唐突了？”

    “不会的，她也在找你，说不定她现在正在等你的电话呢！”记者对他说。
    “那我和她说些什么呢？都50多年了……”
    在记者的劝说下，严老先生走到了电话机旁。
    刚刚按下了四个键，严大刚就又把话筒搁下了：“你说我该和她说些什么呢？”
    终于，严老先生鼓足了勇气，把那十一个键都按完了。
    随着“嘟、嘟”声的响起，严老先生的心也“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接下来,记者看到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个感人的场面。

    尽管都是些听上去很平常的问候，没有“我想你”之类的现代年轻人常用的情话，但电话里两人的声音都显得很激动。记者清晰地听到电话那头，老太太已经大声地哭了出来，而这边，严老先生的手绢也已被泪水打湿了一半。

    “你心里一定在怪我吧，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但当时我也没办法，我一个弱女子，也是迫于无奈。”说起过去的事，倪老太太还是带着深深的悔意。

    当时，严大刚因为历史问题受到处分后，和倪玉芬的所有联系都断了，领导给她压力，周围的人也劝她放弃这段感情，在各种压力下，她只得将这份爱深深地埋在心里，离开了浙江。

    “我知道你肯定有苦衷，我能理解，那也不是你我改变得了的，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们都不要再自责了！”严老先生安慰着。

    在通话的最后一刻，他们相约，还像50多年前一样，通过书信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