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人看病的习惯是：拿着公费医疗上公家医院。如果这二者都没有了，会怎样呢

　　回忆起两个多月前“白衣天使”到杭州市政府门前上访的情形,杭州市政府一位人士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动静不小。”

　　那是9月10日，星期五，雨。上百名身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来到市政府大门口，有人喊道:“反对卖医院!”“要改革更要吃饭!”为了安抚这次公立杭州第四人民医院职工上访事件，杭州市卫生局处级以上的干部几乎全体出动了。

　　人群从下午静坐至凌晨1时，才逐渐散去。

　　是什么让这些白衣天使不顾斯文上访呢?风波因医院产权制度改革而起。

　　“民营化有什么好处”

　　上访的导火索始于杭州市卫生局提交市政府的一份有关医院改革方案的复印件。其主要内容是要把有着几十年国有历史的四院改成民营资本占大头的股份制医院。

　　“9月10日我来医院上班，发现住院部新大楼那里围了很多人。原来有人张贴了卫生局在7月份制订的《杭州市卫生局关于市四医院市整形医院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这一下就炸了锅。”四院的一位医生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

　　“这份报告是在我们职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的。另外，我们感觉它的内容也十分荒唐。医院这么多的国有资产，居然只作价1亿元就要卖。这哪里是在改制，而是把四院送人呀!”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中年医生愤愤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根据《请示》，改制的首选方案是:将国有的四院改制成注册资本1亿元、社会股本占70%的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中26亩土地作为固定资产出资。

　　资产评估是改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请示》文件中,四院拥有26亩土地,建筑面积25456平方米,固定资产评估价值为近7176万元,其中土地开发费为3475.76万元。另外,市政府还给四院一块划拨用地,地址在杭州钱江新城医疗卫生用地C-5号地块，土地按划拨价约7500万元，这块土地是50亩。

　　职工首先不满的是正是资产评估价。“我们医院附近的二手房价格是近9000元1平方。附近的商品房开发地块，拍卖价格都在1200万元1亩以上，我们医院的土地价值至少有3.5亿元;钱江新城现在的地价至少也有800万每亩以上，土地价值在4亿元左右。两块土地的价格就是7.5亿元，怎么评估价格只有7000多万呢?”四院一位看上去深通房地产的医生给《瞭望东方周刊》算了一笔账。

　　另外一个让职工感到不满的是，“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杭州市肿瘤医院这两块在杭州乃至浙北地区拥有广泛知名度、含金量很高的牌子，居然没有作为无形资产参与资产评估。”

　　四院职工私下的一种说法是，“改制之后，很可能把四院的土地卖给一家与杭州市政府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公司。”职工关注着自己的切身利益，一位中年女护士说:“要是新来的民企老板把我们开除了呢，我们怎么办?”

　　“四院尽管效益不算好，但至少是在盈利。2002年医院业务收入为7304万元，2003年为8206万元。我们为什么要改制呢，民营化对医院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四院职工的困惑。

　　“完全是个误解”

　　杭州市卫生局杨建华副局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杭州市卫生局关于市四医院市整形医院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请示》不是正式方案，只是卫生局为市政府做的模拟方案，上面也是写明了‘供领导决策参考’。”

　　杨建华强调,“医院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最终实行,要经过调研、政策宣讲、职工访谈以及意见的征集,并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经主管部门论证通过后才能报市政府审批，批复之后，才能进入招商阶段。”

　　他称，目前四院的改制问题，处于调研和宣讲阶段，正进入职工访谈的阶段。四院医护人员以为这个《请示》是最终方案，完全是个误解。

　　杭州市医改小组办公室成员、杭州市体改办社会体制处王处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至少参与了几十家事业单位改制，在改制之前制订模拟方案其实是很正常的。正式批复实施的方案往往还会作大幅度调整。”

　　“四院的土地属于医院用地，医院改制后性质不会变。因此，不能用商业用地的价格标准来衡量，只能按照卫生用地划拨价评估。另外，现在第四医院下面是太庙遗址，根本不可能大规模施工，所以老四院不能拆除，更不可能作为商业住宅开发。”杨副局长和王处长都先后向《瞭望东方周刊》强调。

　　“当然，这次上访，同我们政策宣讲不到位，造成信息不对称有关。”杭州市体改办何副主任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至于为什么要改制，杨建华副局长强调，四院位于杭州市城南，交通比较不便，附近的居民小区也陆续外迁，四院的服务患者和辐射力也越来越小。另外，四院的地下就是太庙遗址，很难改建扩建，医院发展受到制约。

　　另一方面，杭州新建的钱江新城，未来将拥有几十万居民，需要一家大型医院。所以，市政府考虑将四院搬迁到钱江新城。如果继续要政府投资兴办公立医院，显然不符合医疗体制改革的潮流。

　　因此，市政府以7500万土地划拨价，批给四院钱江新城医疗卫生用地50亩，作为新医院的选址。医院新建需要社会资本投入。考虑到新医院有相当培育期，所以将老院继续保留，发挥效益。引入社会资金后，现有国有资产全部入股，5年内财政补贴不变。

　　打破公立垄断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杭州第四人民医院的产权改革，只是杭州公立医院产权改革的试点之一，也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今年4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说,在政府增加基本医疗服务投入的同时,中国将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促进多种所有制医疗机构有序竞争。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医疗事业,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

　　在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中国医疗服务事业的同时，高强说，中国将规范有序地进行公有医疗机构改制、改造，防止和纠正单纯卖掉公有医疗机构的做法。此外，中国还将完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标准，确立不同类型医疗机构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加强行业监督，发展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

　　在2000年以前，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管理体制禁止非公立资本对行业的营利性投资行为。专家认为，这限制了医疗行业的集团化与产业化发展，不利于鼓励投资热情。新华社因此称，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是大势所趋。

　　据了解，在第四医院和整形医院改制完成后，杭州市公立医院产权改革将全面铺开。

　　2004年7月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市属国有医疗机构产权和用人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该文件规定:“现有政府举办的承担基本医疗任务、代表区域或国家水平的医疗机构，经同级政府核定，可继续由政府举办，其他国有医疗机构原则上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成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医疗机构。”

　　有消息人士认为，按照文件内容的表述，杭州可能只留下两三家较高等级公立医院。

　　杭州市领导的思路是，全市的医疗服务分为三块，一块是公共医疗体系，比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急救中心、妇幼保健院、精神病和传染病医院等。这些属于公共医疗产品，由政府举办或通过政府出资买服务的方式提供。

　　第二块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主要包括老百姓日常所需的各种医疗服务，除了保留几家公立医院之外，将由改制成股份制的医院和民营医院提供。这些股份制医院多数是由公立医院改制而来，但国有资本还有一定份额。这种医院的典型就是杭州市第四医院。

　　第三块是特殊医疗服务，比如整形、美容、高级护理等等，这部分的原有公立医院，原则上改制成营利性民营医院。政府基本上从这块市场退出，价格放开，医院提供的服务全凭供需关系决定。

　　改制后的医院将在财政拨款和税收等方面享受十分优惠的政策待遇，如三年内不减少原有经常性财政拨款，可申请免征营业税及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自产自用制剂的增值税等。

　　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优惠政策的诱惑力非常大，估计许多强势民营企业将争相介入医院改制。

　　为了给民营医院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杭州市政府考虑将经常性财政拨款，从三年改成五年。

　　把改革进行到底

　　2000年，江苏省宿迁市率先在全国开始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截至今日，宿迁135家医疗机构中，有133家医疗机构实施了改制。宿迁医疗总资本中，民间资本已占绝大多数。宿迁这种做法，被一些媒体称为“宿迁卖光”。

　　宿迁之所以“卖光”,其实是迫于财政极度紧张。宿迁位于苏北,作为地级市,其财政收入甚至还不如苏南的一个发达县级市。宿迁没有中心城市,投入到卫生建设的费用不可能很多,所以只能借助民资搞医疗。

　　杭州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还是浙江省的省会，为什么杭州也要进行公立医院产权改革呢?

　　杨建华副局长表示，事实上，杭州公立医院产权改革，只是医疗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医疗体制改革又是杭州市委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提出的“四改联动”的一部分。

　　所谓“四改联动”,包括“医疗体制改革、公共卫生体制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体制改革”。

　　从2003年至今，在“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方面，杭州市公开门诊处方，并对全市82家区、县(市)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了大规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使得杭州市药价下降了近20%。2003年的每次门诊医药费用下降17.12%。

　　在“医疗救助”方面，杭州市为解决困难人员就医问题成立杭州惠民医院，对低保人员就医实施“十免十减半”。

　　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已可见进展的情况下，改革的攻坚任务，就放在了医疗体制改革上，而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又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杭州市政府2004年一份调查资料显示:2003年，杭州地区卫生事业经费占全市财政支出的2.81%，距国家要求卫生事业经费占同级财政支出的5%仍有距离。财政资源相对紧缺。

　　在抽样调查的9家市级医院中，财政补助与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比例分别为8.97%和56.31%。医院收入主要靠卖药。医院建设方面，九家医院85%以上的资金靠自筹。

　　“政府财政支持，已无法满足医院自身发展的需要。”杭州市市委副书记叶明表示。

　　“有些职工可能认为现在医院还在盈利，产权改革可以缓一缓。但事实上，改制已成为一些医院的发展必然。”杭州市政府有关人士认为。

　　比如杭州市整形医院，它属于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有严格的限制。尽管医院里有许多技术精良的仪器和水平很高的医生，但生产要素没有被充分调动。

　　“将整形医院改制成营利性民营医院后，它就有自由定价的权力了。只能靠卖药、检查等收入过日子的状况就会改变。”这位人士说。

　　公立医院的性质限制了它的主要服务种类和主要服务人群。将一部分公立医院改制，可以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要。比如在杭州聚集了大批的高级白领、商人和外籍人士，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高档医疗服务。

　　产权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现在医院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严重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许多公立医院仍在变相地吃“大锅饭”。由于不考虑投资回报，许多大设备的利用率不高。

　　目前，中国中心城市的中心医院积累了过剩的人才和设备等医疗资源，难以在现有基础上扩大接诊规模，导致一些优质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同时导致大量就诊者积压。另一方面，非中心医院或者周边城市、特别是广大农村严重缺乏优质的医疗人才、医疗设备等资源，无法吸引病人就诊，导致众多中小型医院病源不足，大量基础医疗资源闲置，进一步加重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不良结果。

　　“改革必然会损害一些人的眼前利益。但关键的是，改革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有利于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当然，对于改革中医院职工的实际困难，我们也一定会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解决。”杭州市委副书记叶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他表示，产权改革之后，政府会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公共医疗体系的建设。

　　“杭州的医疗体制改革，符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也符合杭州的实际情况，所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场改革，我们必然会进行到底。”叶明副书记这样表态。

　　改革期待患者认同

　　王阿姨今年70多岁，10多年前从一家公立企业退休。家住四院附近的严官巷。王阿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以前到四院去看病很方便。现在四院要改制，变成民营医院了，如果没有医保，我不是要跑到大老远到庆春路一带看病?哪怕有医保，民营医院医生的医术到底好不好?”

　　张阿根是余杭区的居民，10年前，他曾因喉癌而到杭州第四人民医院就诊，治愈后到现在还很健康。当他得知杭州四院要改制时，他认为，杭州四院是有技术的医院，应该扩大规模，为更多病人造福。至于是不是民营医院，可能并不重要，关键是医疗技术好，价格实惠就可以了。

　　关于杭州市医改，当地党报曾于8月份公布过一份民意调查。大多受访者们认为，困难人员看病比以前的保障有所提高。65.3%的受访者认为药价下降了。

　　绝大多数的人对医疗界的改革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有一半的受访者比较了解“四改联动”的部分内容，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四改联动”成效较好或成效显著，还有24.4%的受访者认为此改革需要时间检验。

　　当问及“您对目前杭州医院的整体医疗质量评价如何”时，对比明显:45.3%的受访者认为杭州医院的整体医疗质量提高，选择此项的人最多;而认为医疗质量下降的比例非常小，仅6.3%。

　　市统计局针对看病难问题所做的民情民意调查,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78.4%的市民认为“四改联动”政策总体上成效明显，38.8%的市民认为医疗质量提高了，看病难问题已经得到初步缓解。

　　民营医院困局

　　在改制中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民营资本，一旦进入医疗行业，却常常得不到患者的信任

　　11月4日下午，浙江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办公室大门紧锁，挂着“外地出差”的牌子。院长室隔壁的行政办公室里聚着几十个病人家属。他们找不到院长张爱民(化名)，就只能在这里情绪激动地抗议:“在你们医院花了4万多，阿德(即病人)的肝病不但没有好，现在还可能转成肝硬化了。4万多块钱是阿德一家5年的收入呀，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事实上，张爱民并没出差，病人在行政办公室“闹事”时，他正在院长室里，向《瞭望东方周刊》自曝医院的“堕落史”，分析民营医院处境的艰难。

　　尽管记者的声音已压得很低，但张爱民还是提出声音再小一点:“要是被外面的病人家属知道我在这里，估计又有好几天要烦了。”

　　在接受采访时，张爱民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10年前雄心勃勃回家乡办民营医院，资产一度达到几千万，没想到落到今天连病人家属都不敢见的地步。”

　　事实上，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13万家非公有制医疗机构，但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民营医院，只有1000多家。而真正依靠自身积累、从小诊所发展到综合性大医院的民营医疗机构，更是少之又少。

　　一家民营医院的“堕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爱民凭着满腔热情，在当地政府的盛情邀请下，在浙东一个新兴小镇创办了一家民营医院。

　　张爱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医院刚创办时,形势真的很好。当地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办医院，他办的是美容特色的综合性小医院,各地赶来美容的、附近居民来看小毛病的都有,很快,医院就从租用的楼房里搬到了自己新建的医院综合楼里。到了21世纪初期，医院资产已有数千万元。

　　但到了2001年前后，医院的发展陆续出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当地的民营医院陆续创办起来，国有医院的经营机制也活了许多，竞争对手一下子多了。另外，民营医院属于营利性医疗机构，准备扩建时却遭遇了高地价难题。“国有医院扩建是按划拨用地算费用的，而我们民营医院要用市场价才能得到土地，因为成本太高，最后扩建的事不了了之。”

　　民营医院招到好医生也很难，因此医院在病人中的号召力一直不大。

　　“最为关键的是，最初的投资人不明白医院是长线投资，只考虑近期回报率，他们看到医院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有几千万资产，就想着怎么分红，没有心思把医院做大做强。”

　　几个股东为分红和医院发展方向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谁都不服谁，最后只好决定把医院承包给了持有股份的院长，而院长为了短期内完成承包利润，又将医院下面的科室层层转包，最后，该医院成为性病专科、江湖游医的汇集之地，医院的名声也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医疗环境下，出现篇头这一幕，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好医生一般不愿去民营医院

　　温州一家民营医院苦心经营已有7年。院长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民营医院的水平和国有医院相比，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认为，民营医院最怕的就是人才匮乏。”

　　他分析说，国有医院的医生，都有事业编制，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所以，哪怕你开的工资比国有医院多一倍，有些名医师和好专家也未必愿意跳槽，理由很简单，这些医生要想赚钱，完全可以做兼职。跳槽到你这里来，还要从事业人转变称社会人，不划算。

　　一个例子是,南京一家民营整形医院想以年薪50万挖一名业务副院长,南京某公立大医院的整形美容科主任也不为所动。

　　这位主任不去民营医院的理由很简单:一是民营医院普遍规模较小，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上，其抗风险能力明显不如大医院;其次，公立大医院学术上有医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作为依靠，教学、科研、临床三者紧密结合，发展后劲足，而民营医院纯粹做市场，在技术上极易落后;第三，一些民营医院目光短浅、惟利是图，投资者和管理者矛盾重重，让人感觉很不稳定。

　　张爱民院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民营医院聘人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大医院退休人员,但是这些人因为年纪大了,内科、中医类的还能用,外科、妇科等就没法用了。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在濒临倒闭的厂矿职工医院、乡镇卫生院,或者西部、中部医院中资质平庸的普通医生。”

　　台州博爱医院的孙捷院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了事业单位待遇之外，民营医院的医生在职称评比，论文发表等许多方面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

　　很多患者难以相信民营医院

　　据三九健康网的调查显示:高达79.3%的民众对民营医院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有媒体称:欺诈、价格不真实和急功近利是目前民营医院的通病。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6家民营医院院长中，都承认民营医院或多或少比国有医院要不规范，具体表现为:有的医院将科室层层转包、医院成为江湖游医的根据地、发布虚假或夸大其辞的广告、销售各种“包治百病”的假药、假医疗器械、药价奇高、用药量不科学、违规行医，等等。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诚信。

　　既然患者心目中民营医院是没有公信的,那么民营医院发展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出公信来。但是,中国许多民营医院,创品牌和开拓市场的方法,并不是依靠患者的口碑传扬,而是依靠狂做广告的速成法。

　　宁波的一家小型专科医院的院长承认，该院的经营成本当中，广告开支超过药品采购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他认为，广告当中或多或少有点夸张成分，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因为竞争对手吹得更夸张，造假更逼真。

　　北京有一家民营医院，自称已开发出了某种中草药制剂，治疗癌症的成功率为100%，这样的广告，也通过报纸、电视等各种方式四处发布。

　　与国有医院不在一条政策线上

　　多数院长认为，事实上，无论是人才困境，还是诚信危机，其实都和民营医院没有“国民待遇”有关。

　　浙江的一位民营医院院长向《瞭望东方周刊》倾诉了非典时期遇到的“不公平”:“2003年4月，我们所在区把抗非典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尽管是民营医院，但也是区里规模排在第二的医院，我们专门派出了两台医务车，七八个医护人员，送出几千元各种药品，在我们区的医院中可以说是出力最大的。但等到非典结束后，区卫生局分发抗非典的事业经费，人民医院拿到了50万，其他三家小一点的国有医院每家拿25万，我们仅分到了1.5万。当时我真的傻掉了。”

　　福建吴熙妇科医院吴院长认为，困扰民营医院的还有医疗设备审批制度。他说，医院要引进超过100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须经卫生部门审批，每年还有额度限制。光这一条，就卡死了不少民营医院向大型综合性医院发展之路。

　　民营医院的院长们普遍认为:最大的歧视来自医保定点医院的选择上。

　　上海目前有200多家民营医院，仅有23家加入医保，这部分主要是老年护理医院和精神病院。上海170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民营医院因为没有医保定点资格，就只能为剩下的700万人服务，而且这700万人同时也是国有医院争夺的对象。上海每年100亿元左右的社会医保经费，几乎没有民营医院的份。

　　民营医院成功的三个苛刻条件

　　民营医院中也有成功者，比如台州市博爱医院。

　　台州博爱医院创办于1996年,初创时只有480万启动资金，医院综合用房是租来的，院子里还都是碎石，但就是这样一家小型民营医院，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成为一家拥有1亿多固定资产、净资产8000万元的以骨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

　　台州博爱医院院长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民营医院要做大做强，它需要具备很苛刻的先天条件，并不是每家民营医院都具备这些先天条件。”

　　首先，办好民营医院首先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比如，政府是不是支持你办医院，让你办了，他又会给多少优惠政策。你有没有希望成为医保定点医院，你能不能被评为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些都要政府说了算。

　　股权设置和投资人的眼光也很重要。孙捷认为，如果股权控制在一个不懂办医规律、急功近利的人手中，那这家医院肯定失败。好名声是医院吸引患者的关键，而培养好名声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如果把医院当成工厂、餐馆一样要求几年收回成本，那这家医院完蛋。

　　第三是要有具有鲜明特色的专科门诊。孙捷认为，国有医院提供的多是一般性医疗服务，而专科的高精尖医疗服务在国内十分缺乏。因此，民营医院创办之初，必须有一两个特色鲜明、技术领先的专科，将其打造为核心竞争力，在资金、人才和技术有了飞跃性进步之后，再和国有医院展开全面竞争。

　　期待改革

　　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医疗市场，只要是定位准确、经营得当的民营医院，都应有希望成功。

　　孙捷认为，如果要让民营医院的成功发展从特例成为常例，就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最终目的就是让民营医院和国有医院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民营医院院长一致认为，目前民营医院遭遇的不公平，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

　　卫生局是整个卫生系统的监管者，医疗事故的鉴定、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行政审批、调节医疗纠纷等等，都是由卫生局负责的，可以说，卫生局对医院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另外，卫生局还是国有医院的主管主办单位，辖区内国有医院，都是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对国有医院在人事、分配等各个方面都有决定权。

　　他认为，卫生局相当于国有医院的总医院。如果把医疗市场竞争比作一场比赛的话，那么卫生局行使监督职能，他好比是裁判员;他作为总医院，他的儿子“各国有医院”又是场上的运动员，和民营医院是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会不会偏向他的儿子呢?

　　在采访过程中，多数民营医院院长认为，卫生部门的行政监管体制改革，远比国有医院产权改革紧迫得多。

　　医改期待突围

　　西方国家医疗卫生过分市场化的危险值得警惕

　　今年春季全国人大召开时，吴仪副总理在看望医药卫生界委员并参加讨论时，曾对医药卫生界委员们郑重表态:“本届政府在医疗改革上一定有进步。”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院管理文凭课程公开班的开学仪式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透露，《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出台。

　　一场波澜壮阔的医疗卫生改革已在所难免，但前路仍然艰辛。

　　产权改革是否万应灵药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很可能是产权多元化。宋瑞霖表示，“国资将逐步退出国有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

　　有消息人士透露，还在制订中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将确定国有医院产权多元化的方向，只不过是具体实现形式有争议。

　　根据占主流的“产权派”的观点,国有医院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界定不清晰;医院所有者、决策者、经营者、劳动者的责权利关系急需理清。国有医院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了管理上的失控,影响到医院的管理体制和管理行为。

　　不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李玲指出:“医院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指产权，认为产权改革一试就灵……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

　　“目前老百姓抱怨的焦点就是‘看病难、看病贵’，体制从产权上改了，医院的收费能否控制下来?例如，北京的同仁、协和等大医院都变成股份制、产权多元化之后，能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一定。”李玲教授说。

　　有专家指出，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以及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等，都有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医疗卫生资源。但医疗领域的特征则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医生给患者开一些不必要的药、或高价的药)。所以，即使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个领域也有着“市场失灵”。

　　“美国的医疗体制充满教训。在21个欧美发达国家中，医疗体制的总体表现和公平程度，美国都是倒数第二。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过分市场化。”李玲教授认为。

　　城乡统一的医保体系何时建立

　　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朱庆生说，中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根据浙大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哪怕是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北地区，还是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

　　从政府对城乡的卫生投入来看，大部分投入了农村。以1998年为例，城镇平均每人享受大约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平均每人只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是12倍。

　　农村卫生投入的严重偏低，已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河南地区农村艾滋病流行，长江中游地区血吸虫病泛滥，病人已达到100万人。

　　中国政府显然已认识到了这一点。2002年10月，中国政府作出了在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定，明确到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在2004年11月初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朱庆生说，目前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310个县(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覆盖农业人口9504万人，实际参合农民6899万人。试点地区农民就医状况有所改善、医药费用负担有所减轻。

　　朱庆生还表示，自2002年中央做出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以后，从2002年一直到2010年这段时间，所有财政增加的卫生投入主要用于农村。

　　但也有专家认为，哪怕新型合作医疗能基本覆盖整个农村地区，但其保障能力和城镇医保相比，还是很有限。另外，医保是一回事，而公共卫生投入又是一回事，如果农村地区没有必要的卫生院和基层医院，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所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医保体系和医疗体系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