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玫瑰成立小偷公司
“表面上看是未成年人的问题,但实际上真正的操纵者却是站在幕后的成年人。”交通治安分局的舒有曜副局长这样说。据警方调查,在已归案的这4个盗窃犯罪团伙中,以“黑玫瑰”(化名)盗窃犯罪团伙最具规模和代表性。
“说也说不完,你们记也记不完。”这是一个年龄不到16岁,但加入“黑玫瑰”团伙已三年的“金牌扒手”对警方说的原话。这个身材瘦小的“金牌扒手”偷的手机多到自己都无法数清,据他的保守估计,三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可以完成每天偷5只手机的任务。
黑玫瑰从其被判死缓的丈夫手中接过这个团伙,作为大姐的她,控制着一批由自己亲属构成的“打手”层和负责接赃、望风并监督未成年人进行扒窃的“领班”层,一般2个“领班”控制一个“小扒手”。
此外,这个团伙如同正规公司企业一般,还有“管家”、“伙夫”等后勤人员,而他们大多是因为扒窃业绩不佳,或年龄超过18岁而被淘汰到这些“岗位”的。然而遇到节假日或大型活动的时候,这些后勤人员也会被“黑玫瑰“动员起来,倾巢出动。
我在小偷公司的日子
11岁男孩孔武(化名)
2003年,黑玫瑰叫我到杭州来偷东西,她说杭州是个好地方,民警待人好,偷的钱也多。她亲自带我到少年宫、武林门、银泰百货、杭州大厦等热闹的地方逛,叫我下次就到这些地方来偷东西。
黑玫瑰给我们下指标:每天偷5个手机,小灵通不算。一天下来可以偷2000元左右。我就只好去偷,一般来讲我都能完成任务,一天偷5个手机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黑玫瑰不在,我们就听大管家的话。有时候,黑玫瑰的手机没办法打通,我们就向大管家反映情况。他以前是黑玫瑰丈夫手下最好的小偷。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到外面去偷了。他指挥我们一些小鬼出去偷东西。偷不到东西就打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大概被打了五次左右。
大概是2003年10月份,我们住到了萧山的出租房里。我记得有一次,黑玫瑰从外面买了两大包大约5公斤大麻,发给大人们(马仔)抽。那些带我们出去偷东西的大人们都抽大麻。两包大麻都放在萧山大管家的房间里,平时由他管这些大麻。别看我小,我也会抽烟。
我们早上坐515公交车到龙翔桥下车,如果顺利,晚上偷到许多手机和钱包,我就打电话给黑玫瑰。她会打电话给一个有小轿车的人来接我们。开车的人是一个男的,戴着一副眼镜,开着一辆白色的索纳塔。来接我们回萧山住的地方。那个车牌号码我印象很深,上面写着133……、
其实偷东西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黑玫瑰找人教我怎么拉皮包拉链不被人发现,怎么从大人的口袋里掏手机,还告诉我那些背着双肩包的女孩子是最好的下手对象,很快我就掌握了技巧。2004年10月17日中午,我偷了一个三星T108;下午又在延安路的龙翔服饰城,从一个正在停自行车的妇女包里偷了蓝色索爱T628手机。
可是我还是怕被警察抓,我的一个兄弟进进出出派出所好几次了,都说警察拿我们没办法。可我还是害怕被抓,我晚上会做噩梦。
13岁女孩张茜(化名)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打我懂事起我就跟着黑鹰,他和我讲过我父母的名字,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2002年,黑鹰带着我去了南京、苏州、陆桥,2003年3月我们到了杭州。在萧山,我见到了黑玫瑰。
她长得很漂亮,是那里的老大,连黑鹰也听她的话,她让我管她叫继母。继母手下有30多号人,光像我一样年龄的就有11个,还有5个4岁以下的弟弟妹妹。她在萧山租了7间房子给我们住,可她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平时一些比我们大10多岁的哥哥管着我们。
一开始,继母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穿,还时不时给我们5到10元不等的零用钱。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召集起来说,要学会偷东西。她说来内地就是偷东西。
我记得我们中有3个人不肯学,继母指着他们的额头大骂,我第一次看到继母那么凶。她还叫来大哥哥打他们,他们痛得在地上打滚。我怎么教也学不会,继母让我跟着别的小孩上路(偷东西),离他们远一点,看他们怎么偷。学了一段时间后,继母叫我自己独立去偷。她盯着我说,偷不到东西,就打!
我们一般三人一组。我负责偷东西,其他两人离我大概有10米远的距离,帮我望风,顺便监督我,怕我偷来的东西独吞。偷到手机后,我就到附近的公用电话厅打电话告诉继母,这是她事先交代的。然后我们就找个安全的地方把手机藏起来,再去找下一个目标。
我们没有休息天,天天偷。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9点。每次看到那些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在马路上被父母牵着手,我就好羡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一定很温馨吧。
被扭曲的童心
这些被人利用的孩子,让记者联想起了今年9月初,在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见到的场面。当时,交通治安警方捣毁3个扒窃团伙窝点,解救了9名被拐卖、胁迫来杭的小扒手,年龄大多在9岁至14岁。
其中有个孩子拿着一支烟默默地抽,眼神透出迷惘。他皮肤很白,个子瘦高。他身边的另一个稍大些的孩子穿着“adidas”字样的T恤和时髦的运动鞋,有好几次想去拿别人嘴里抽的烟,最后拿到了烟,抽了几口又传给另一个大眼睛孩子。
中午,一位警官买来了两大袋大麦饼,孩子们一见就呼地跳了起来,一个个冲到警官面前伸出小手,性急的已经直接去拉塑料袋口。“别急别急,慢慢来,每个人都有的。”这一群9个孩子,坐在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院子里,每人一张饼啃着。你从他们的脸上,怎么也看不出在街头偷你抢你、朝你吐口水的凶样了。
他们只是孩子,被“老大”从外省拐卖到杭州来的孩子,每天领了“指标”被逼着去偷抢的犯罪工具。每条细胳膊细腿上,你都能找到不少伤疤,有生疮留下的,有被烟头烫的,有被鞭子抽的。
分完饼,一位警官告诉我们,一些小扒手长期流浪在外,脾气暴躁、性格冷漠。民警再给笑脸,他们也是粗言恶语,浑身都透出强烈的敌意。“我们不是第一次接触小扒手了,对他们的遭遇也很同情。他们虽然做了违法的行为,却是被人操控的犯罪工具,也算是弱势群体吧。”民警说,更应该谴责的,还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孩子家长和把他们当作犯罪工具的“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