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初，浙江省在诸暨创办了一家荣军疗养院，后迁至嘉兴。为了解决这些为共和国解放导致伤残的军人的护理工作与婚姻大事，有关部门特地组织人员到附近农村招收女护理员，最后被录取的姑娘中大部分与在疗养院治疗的伤残军人组成“革命家庭”。

　　40多年过去了，这些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奉献给为共和国而伤残的革命军人的妻子们，终于在嘉兴荣军医院相聚了。虽然她们的爱情都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但是，相伴着丈夫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这些妻子都有万千感慨，但真情永远。

　　而今，她们的丈夫大多已经过世，但是，老姐妹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仍然是她们的丈夫，还有属于她们的那一段不平凡的爱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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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丈夫叫陈正孟，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他的双腿被打断了，双手也因在雪地里冻坏而截肢，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特等残疾军人。

　　我们俩的爱情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那样浪漫，当时有的是一种红色的光荣，一种对英雄的崇敬与仰慕。当时疗养院的刘院长特地赶到我的家乡萧山西兴，给我介绍老陈。就像现在小年轻追星一样，我想也没想就和刘院长一起到了诸暨。到了院里，正在开模范大会，老陈正好坐在主席台上介绍自己的战斗事迹，我就在台下静静地听。刘院长问我愿意照顾老陈一辈子吗，我一个大姑娘，脸红了一下，当场就答应了。

　　结了婚才知道，生活远比我们想的要难。每天，我要料理他的大小便，把他洗得干干净净。老头子自己行动不方便，每天晚上我都要起来几次给他翻身。

　　他喜欢到外面走动走动，每一次我都是把他抱出家门，推着轮椅陪他散步，陪他晒太阳。嗨，人家都说我力气大，你说，他那么大一个男人，我一个女人家天天这样抱进抱出，力气能不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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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正月一个晚上，爸爸跟我说：“我已经把你许人了，那人手脚不灵便，不过，人家在部队里立过功的。”那年，我17岁。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给我许的人叫郭忠良，已经30岁了，是个特级军残。

　　第一次去老郭家是在一个下雪天。他看到我的衣服很薄，就把自己的红毛衣给我穿。后来，父亲把我带到了诸暨的荣军疗养院去看他。那年年底，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感到生活突然大变，我不仅要继续下地做农活，而且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还要照顾行动不便的他。那个时候年轻，可是也感到每天累得要命，没有喘口气的时候。

　　老郭接假肢的部位，每隔几天就要做刮疗，不然那里要长出很多肉刺。每次都是我用刀片一点点小心翼翼地刮，然后敷上药膏。从医生那里，我学会了用针管将他关节上的积水和淤血一点点地吸出来，以应付他不断发作的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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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元旦，我和特等残疾军人费吉生结婚了，和很多疗养院的夫妇一样，我们也是经组织介绍的。

　　由于吉生的身体原因，我们不能像平常的夫妇那样一起散步、逛街。在疗养院的时候，我就背着他上厕所、看电影。有时他便秘，我就用手将他的大便一点一点地抠出来。1965年，我们被安置到湖州，我在煤球厂上班。文革开始后不久，吉生就去世了，而我也被打成“黑干将”。当时，一岁的女儿得了小儿麻痹症，每个月20多元的工资也被剥夺了。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有一粒米、一分钱，去厂里借，因为我是“黑干将”，人家不借。回到家里，我和女儿抱头痛哭。邻居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塞给我5元钱，才得以将生活维持下去。

　　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后悔嫁给吉生，他是我最亲的人。后来，我改嫁的时候，身边还带了吉生的遗像和骨灰盒。我现在的老伴很尊重老费，我家里也一直挂着老费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