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家金庸最近宣布已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的职务，他在深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话虽然有点言不由衷，但毕竟表明了金庸先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敢于急流勇退，敢于承认自己“不行”，不再贪恋虚名而继续误人子弟，这一做法值得肯定。

　　当初，金庸先生接受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职务，并不是“不愿意”，而是“很愿意”，是踌躇满志，欣然上任的。众多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导，读者还记忆犹新，金庸先生今天也不必讳言，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原来，金庸先生是把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当做官来做的，思想上早已落入官本位的窠臼，自然做不好这个院长。大学本来就不是什么官僚衙门机构，博导不是官，人文学院院长也不是什么官。把学院院长之类视做行政衙门的官员，这是不少国人的陈腐之见，因此不少高校机构重叠，效率低下，校园里充斥了一大批志在做官而不是做学问的人士。金庸先生虽然长期生活在香港，但思想观念也未能免俗，足见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流毒之深广。当然，说到底，金庸先生还属于文人范畴，对官场那套“潜规则”不熟谙，当官的本领自然是欠缺的。

　　然而，不把人文学院院长当做官来做，金庸先生就做得好了吗？依笔者所见还是做不好的。原因无他，在于金庸先生不够格。既是浙大人文学院院长，首先就必须是有相当学术成就的学者，否则不足以服人；其次还必须有管理才能，需熟悉、了解学院各专业的发展状况和各位学科带头人、各位教授的专业特长，善于团结和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用以衡量金庸先生，哪一条恐怕都难以称职。说实话，金庸先生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来历就大有疑问，自封“历史学家”的桂冠从来就没有得到史学界承认过，自己也拿不出一本稍稍像样的中国历史著作。如果说他的武侠小说里有历史精神、历史文化，那是足以让内行笑掉大牙的。靠这样的“导师”来培养史学博士，岂非滥竽充数、缘木求鱼？从一开始，此事就注定是败笔之作。只不知金庸带的这几个博士生现在怎么办？改换门庭，另找导师是自然的，可是耽误的时光是找不回来的，学术研究上又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这就叫误人子弟。好在金庸还不乏自知之明，没有一头撞到南墙上，反正风头也出过了，该适可而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明白自己力不从心，赶紧撤退，辞去院长和博导职务，作壁上观了。这样做，起码比某些硬要霸着学者、博导头衔不放的人要强得多，也是对学生负责的表现。其实，金庸先生倘若真的热爱教育事业的话，可以到大学去开设关于武侠小说探讨的文化讲座，这既是他的专长，也能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是会受到师生欢迎的。

　　此事虽已落幕，金庸先生自然需反思，但笔者以为这事同样值得全社会反思。如今，不少学校热衷于请明星名人做教授，是不是在进行商业炒作？为什么不能让教育纯洁些呢？须知，教育要对莘莘学子负责，要对民族的未来负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