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视角】

　　拾金不昧，自古是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一种美德，那么归还拾物收取报酬是否违背了社会公德？

　　　洪国才曾是一名普通的失业人员，但自去年5月15日，他在杭州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失物招领公司———大家失物寻找公司之后，他就不再普通了。

　　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国内不少地方的人听说了他在做的事，议论纷纷。有的支持，有的怀疑，大家争议的焦点在于：失物寻找服务应不应该有偿。

　　喧嚣渐渐归于平静之后，寻物公司的甘苦惟有自知。从洪国才自述的困惑里，这个公司真实的生存状态才逐渐显现出来。

　　　洪国才说，失物寻找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公信力有限，让人相信自己的善意并不容易。特别是找回的失物大多是刚被小偷偷走的包，而且里面的钱财已被洗劫一空。

　　　“我的东西为什么在你这里？”面对失主的诘问，洪国才常常要花上十多分钟，甚至半个小时解释。

　　　对于这一问题，记者试图从洪国才庞大而细密的“线人网”中找到答案。

　　前一天刚丢了钱包，第二天就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电话里一个男声说：钱包找到了，里面钱没有了，但几张银行卡和工作证都在，如果想取回，要付70元的“找回费”。

　　因为对电话里的声音持怀疑态度，丢钱包的王小姐邀记者一同赴约。

　　一见面，我们发现这并不是料想中的“个人行为”，帮王小姐找到钱包的是一个证照齐全、在工商局合法注册的公司！与王小姐联系的男子，就是公司的负责人———杭州大家失物寻找公司的洪国才。

　　手里拎着大小三个包，洪国才领着我们到了他设在浙江日报科学馆的办公室。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满眼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包，大部分都是钱包，还有旅行袋和装笔记本电脑的提包。

　　找了一下，洪国才翻出一个咖啡色皮包，问王小姐：“这是你的吧？”

　　“为什么我的包会在你这里？”王小姐不客气地反问。

　　“环卫工人拾到了，交到我这里来，向你收的70元中，有50元是要给他的。”洪国才回答。十多分钟的解释之后，王小姐慢慢相信了他的说法，付了钱。

　　留下来的记者，与洪国才聊起来。

　　只有两个人的“明星企业”

　　这家杭州大家失物寻找公司不简单。

　　自成立之初，它的一举一动就广受媒体关注。杭州本地媒体自不用说，连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也邀请其负责人洪国才参加节目，俨然一家“明星企业”。

　　一切源于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为失物找失主。虽然失物招领处早已有之，但大多是被动等待失主找上门来。主动寻找、联系失主，收取服务费，进而成立公司，这在全国都是一件稀罕事。

　　公司总共就两个人，公司的业务，就是让拾得人将失物交给他们，他们负责找到失主，酬金和拾得人按比例分配。

　　公司能创办并坚持运营下来，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几乎每天都有失物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来。而最先发现这些失物并通知公司的人，老洪叫他们“线人”。

　　问起一共有多少线人，洪国才想了想，说：“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千是不止了。”

　　其实，所谓失物，绝大多数是被偷的钱包，拿掉现金后，还留有银行卡、证件，被小偷随手丢弃在城市的各个旮旯，特别是垃圾箱、河道里。

　　因此，环卫工、园林工、城市拾荒者、河道打捞工、小区及单位保安……这些每天穿梭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基层劳动者，构成了洪国才庞大的线人大军，进而构成了一张“拾物大网”。

　　很少有单位愿与他们合作

　　其实并不是从每件失物上面都能找到联络失主的方式，但只要有人交来东西，洪国才都会或多或少给他们一些辛苦费。即使这样，洪国才目前仍苦于来“料”太少，难以施展身手。

　　洪国才曾与一些丢东西现象比较多的地方，如商场、超市、车站联络，希望与他们合作，但无一例外地被婉拒。

　　这些单位都表示，虽然是被动等失主，但他们找回及保管失物都是义务的。一旦与失物公司挂钩，牵涉到利益，就难免会有顾客怀疑到商场、超市的服务，说不定会有纠纷，这些公司和企业都不愿意趟这一滩“浑水”。

　　在不能横向“开拓领域”的情况下，洪国才只得“深挖”现有的网络资源。这段时间以来，他往环卫工人那里跑得更勤了。

　　●洪国才的“拾物大网”

　　最主要来源：环卫工

　　月平均拾物数：近百件

　　最密集拾物区：延安路、中河路、凤起路、体育场路等

　　“只要是工作一年以上的环卫工人，肯定都有捡到东西的经历。”洪国才如此断言。

　　全杭州有20来家环卫所，在寻物公司成立之初，洪国才就挨着跑了个遍。“主要是和单位领导见个面，请他们告诉下面的工人，捡到东西尽量交到我这边。”

　　如今每天上午，他尽量不和失主约见，留出的时间每天跑到环卫工那里，看看他们有没有拾到什么东西，或者派发些名片。

　　环卫工一般没有手机，捡到了东西就通过公用电话找到洪国才。

　　“只要他们打个电话来，剩下的事都由我做。”洪国才总是这样说。两天前，他在一个天目山路路口等了近两个小时，就为了等一个环卫工。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环卫工人向他“报拾”，这也构成了洪国才最主要的业务来源，每个月都有近百件。

　　环卫工人捡到钱包最多的地方，依次为延安路、中河路、凤起路、体育场路等。

　　次主要来源：园林工

　　月平均拾物数：三十余件

　　密集拾物区：杨公堤、湖滨等

　　除环卫工之外，其次就是园林工交来的钱包最多。不少小偷留下钱之后，随手就将钱包往草丛中一扔。

　　“在景区比较多，比如杨公堤、湖滨。”洪国才介绍。

　　其他来源：河道打捞工

　　月平均拾物数：约十件，不定

　　密集拾物区：中河、古翠路旁边的冯家河等

　　寻物公司里，临窗的一个桌子上，一个钱包还在滴水。洪国才将其打开来看，里面票据、证件都是湿的。

　　“这是河道打捞工从河里捞起来的，我们洗好，正把它晒干。”洪国才说。

　　据介绍，与草丛里的钱包不同，河道里常常捞起来一些旅行包之类的“大家伙”。其中，又以中河、古翠路旁边的冯家河捞起的失物最多。

　　其他来源：拾荒者

　　月平均拾物数：数十件

　　几乎每看到一个拾荒者，洪国才都会上前发名片。但因为联络不固定，这一人群流动性太大，收到的失物也不一定。

　　极少数来源：保安、市民

　　月平均拾物数：少于十件

　　●洪国才的内心独白

　　根据去年11月的一个工作小结，半年来，失物公司共收到失物2370件，归还1670件，归还率达到了70%。

　　虽然归还率是相当高的，但洪国才还是笑不起来。翻开洪国才的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的很多困惑。

　　“有人说我养了个小偷集团”

　　去年有一次，捡到一个包，我打电话联络到了失主。是一个年轻女孩子丢的，像刚踏入社会的样子。本来电话里都说得好好的，是有偿服务，她也答应了。

　　可是一见到包，就变卦了，她说：“你们简直是强盗！是我的包，为什么还要给你们钱？”最后，不给钱，拿了包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还有人说我是小偷，更有甚的，认为我养了一个小偷集团。

　　如果有小偷来销赃，我就报案。但不能识别不是我的错。再说，如果失主通过我们拿回被偷走的东西，总比被小偷扔掉好。

　　尽管我做的是一个“乘人之危”的行业，但我毕竟是帮他人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起码的尊重？

　　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没有了。

　　做一个损人利己的人？不该！

　　做一个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有利的人呢？现实！

　　记者点评：所幸老洪碰到这样让人生气的事并不多，十个里也占不了一个。其实三百六十行，有需要才孕育出相应行业，凭自己的劳动吃饭，没什么抬不起头的。据了解，目前，新的物权法草案已经提交立法机关，草案建议稿在规定了拾得人义务的同时，也提出拾得人应享有相当于失物价值3%-20%报酬的请求权。也许，将来有了法律支持的老洪会走得更顺当些。

　　有些“线人”自起炉灶

　　我现在找到失主，一般是不会让他与捡到的人见面的。丢的人起疑心，还的人很委屈，这也是出于一种对捡到失物的人的保护。

　　可是，一些“线人”和我接触越来越多，几番交流下来，他们也学“乖”了，有的已经自起炉灶，找到失物后会自己联络失主，索要报酬。

　　这也使我们失物寻找公司的生意越发难做。

　　记者点评：在同样的条件下，拾得人完全可能凭借有效线索自己找到失主，从而独自占有酬金。这也意味着，大家失物寻找公司的市场空间相当有限，其生存难关仍未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