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变蛀虫 原桐乡化肥厂特大贪污受贿窝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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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1月31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2005年1月27日,58岁的原桐乡市化肥厂厂长、浙江崇德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辉从桐乡市看守所被押送到监狱服刑。2004年12月20日,嘉兴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桐乡市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判处徐辉犯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此前,徐辉的“左右手”——原桐乡市化肥厂厂长助理、浙江崇德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传礼、供销科长黄俊生也因犯受贿罪等多项罪名锒铛入狱。至此,这起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的特大贪污受贿窝案似乎尘埃落定。然而,关于徐辉等人如何将肥水流入自家田的话题,仍在当地流传。
5年收了59万
现金、购物券、代价券,送礼来者不拒
位于桐乡市崇福镇的浙江崇德化工有限公司前身——桐乡市化肥厂系一家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小化肥生产企业,也是当地工业系统的一面旗帜,曾荣获“国务院嘉奖令”、“全国环境优美工厂”、“全国化工六好企业”等荣誉称号,每年都为国家上缴数百万元的利税。2002年9月,桐乡市化肥厂改制为浙江崇德化工有限公司,原厂长徐辉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厂长助理徐传礼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原供销科副科长黄俊生担任公司供销科科长。由于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支农力度,化肥供不应求,这家企业一直十分红火,效益持续增长。
企业的繁荣掩盖了“蛀虫们”贪婪的举动。2004年上半年,桐乡市检察院在查办一起乡镇干部受贿案中,发现了原桐乡市化肥厂领导班子涉嫌受贿的犯罪线索。经过进一步侦查,一举查获了徐辉等三人在企业改制前后长达六年时间里,沆瀣一气、中饱私囊,单独或共同以收受贿赂、拿回扣、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等手段,大肆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成为桐乡市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事实上,徐辉的贪婪是从心态失衡开始的。1998年6月被任命为桐乡市化肥厂厂长后,徐辉一心扑在企业的发展上,想方设法力求把企业做大做强、使企业增产增效,职工们收入年年递增。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被行贿人的“银弹”击碎了。
1999年国庆节,徐辉半推半就第一次收受了一个化肥经销商送的2800元现金。这是一个靠化肥厂暴富起来的桐乡农民,虽然徐辉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但一夜之间徐辉心态失衡了,他顿悟了金钱的魅力,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的收入与自己对企业的贡献不相协调,自己拿点是应该的,再说企业发展状况好,职工收入多了,自己多拿点职工也没意见。此后,徐辉一发不可收,在企业改制前后的1999年至2004年,利用担任桐乡化肥厂厂长、浙江崇德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的便利,非法收受产品承销商、原料供应商等5人计49次贿赂,有现金、购物券、代价券、汽车等计价值59万余元。就连小小的化肥编织袋也成了徐辉的“摇钱树”,光收受编织袋供应商们逢年过节送的贿赂就有好几万元,难怪徐辉在案发后,在检察官面前感叹:“改制容易,受贿更容易,因为谁会拒绝上门送礼的呢?!”
两人分了145万
产品承销商、原料供应商,统统“雁过拔毛”
上行下效。被称为徐辉“左右手”的徐传礼、黄俊生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两人更认为如不趁企业红火时捞一把,到时等到企业衰败时想捞都捞不到了。于是,从2000年初开始,徐传礼、黄俊生50余次收受与该厂(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碳铵承销商、液氨承销商、煤炭供应商、包装袋供应商等以过节、拜年等为由所送的各种礼品、代价券、购物券、现金等价值25万元。
被动地收受贿赂还不能填满这些贪心人的欲望,于是,徐传礼等人将目光瞄准了那些与他们厂(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承销商,大肆侵吞公款及公有财物。
徐传礼和黄俊生便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在化肥厂职工的眼里,徐传礼和黄俊生算得上是“黄金搭档”,两人不仅私交甚密,而且都深得厂长徐辉的信任与“宠爱”。但恰恰就是这两个被徐辉充分信任的人,从2000年开始,就背着徐辉打起了侵吞公款的主意。
经过密谋后,两人决定从产品承销商那里打开缺口。2000年9月,他们找来碳铵化肥的承销商,明目张胆与其约定,按其所销售碳铵每吨5元收取回扣,而他们则想办法帮销售商降低进货价格。这样,从2000年9月至2004年案发,两人共收受产品承销商“碳铵回扣”计44.5万元。
“牛刀小试”便尝到了甜头。徐传礼和黄俊生的胃口被吊了起来,他们把主意打到了原料供应商那里。
煤炭是化肥厂生产所需的一种重要原料,每年要消耗几万吨煤,数量相当大。2000年底,两人与原煤供应商共同约定,按该厂所进煤炭每吨10元收取回扣,而他们则确保化肥厂始终从该供应商那里进货,并且保证价格不低于市场同类煤炭的售价。从2001年开始至2004年6月案发,两人神不知鬼不觉,从煤炭供应商那里收取所谓的“煤回扣”100万元。其中,黄俊生得款60万元,徐传礼得款40万元。
虚开发票66万
虚开运输发票,抬高原料价格,疯狂套取公款
2002年6月,得知桐乡市体改委决定对化肥厂进行改制变更为股份公司后,为了保持胜利“成果”,徐辉当即提出自己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获得同意。按照改制方案,徐辉自然成了第一大股东,这对徐辉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一想到一下子要从自己的口袋拿出50万元股本金,徐辉心疼了。怎样才能把厂里资金“合理”地变成自己的股本金,徐辉煞费了一番苦心。
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徐辉向一个很要好的化肥经销商戴某放出改制的风声,同时故意向戴某“哭穷”,说自己“交不起股金不当董事长算了”,戴某心领神会,主动“借给”徐辉35万元用于向公司入股。后来,徐辉担心戴某以后跟他分红,就陆陆续续归还了30万元。2003年,戴某明确表示其余的5万元不用归还了,徐辉也就再也没有提起。
从戴某处借得35万元股金,还有15万元的缺口,徐辉又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再次找到戴某,让他从德清某运输公司开来三张合计运费15万元的虚假运费发票后,徐辉利用职务之便,指使财务人员通过汇款,由戴某从他处提取现金再转交给自己,轻松地将15万元公款作为自己的私款,堂而皇之地用于企业改制时的股金入股。
从开虚假运输发票中尝到甜头的徐辉在企业转制后,又故伎重演。2002年12月至2004年4月,徐辉与戴某约定按戴某转手卖给苏州精细化工公司、杭州市农药总厂的工业氨水、液氨销量虚开运输发票套取企业资金。想到徐辉帮了自己不少忙,今后还有求于他,戴某只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地帮助徐辉从德清某运输公司、江苏吴江某油品运输公司处虚开运输发票,共计金额66万余元。身为公司老总的徐辉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指使财务人员汇款,由戴某提取、转交等手段,侵吞现金61.8万余元,案发后检察官从徐辉藏匿的一张农行金穗卡上查获的人民币就有18万元。
虚开运输费发票还觉得不过瘾的徐辉,又把脑筋动到了原煤的供应商那里。2002年10月,两个部下利用煤供应的发财“秘诀”被徐辉发现,他不但不追究他们,反而向他们讨教“经验”。于是,2002年10月底开始,在黄俊生的指导下,徐辉以企业费用开支不够为由,结伙黄俊生与煤炭供应商商定,每吨煤炭提高开票价23元,从中套取现金。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徐辉重复操作4次,伙同黄俊生共套取该公司资金55.2万元,徐辉将其中的14万元作为“感谢费”分给了黄俊生,将剩余的41.2万元全部占为己有。
结局:
三大蛀虫一起服刑
多行不义必自毙。2004年6月,徐辉一伙隐藏在企业内部的“蛀虫”终于被检察机关发现了蛛丝马迹。同年6月16日、17日,桐乡市检察院依法分别对原桐乡化肥厂原供销科长黄俊生、厂长助理徐传礼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又发现原厂长、党委书记徐辉也涉嫌受贿犯罪。7月21日,经报请桐乡市人大常委会许可,对身为市人大代表的徐辉立案侦查。
2004年9月28日和30日,桐乡市法院对徐辉、黄俊生、徐传礼特大贪污受贿窝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庭审期间,原桐乡市化肥厂的退休老职工和浙江崇德化工有限公司的在职职工都赶来参加旁听,他们简直无法相信企业内部竟隐藏了这么大的三只“蛀虫”,更不相信口头上一直标榜“权为职工用,利为大家谋,不揩公家一滴油”的徐总,背后竟将百万肥水悄悄流入自家田!
2004年10月21日,桐乡市法院经公开审理后,一审以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判处徐辉有期徒刑19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黄俊生犯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徐传礼犯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财产18万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黄俊生、徐传礼认罪服判,现已投劳改造。徐辉不服,提出了上诉。嘉兴市中级法院受理后,作出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反思:
警惕富庙里的贪方丈
近年来,与一些亏损、破产企业中出现的“穷庙里的富方丈”相对应,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强势发展的企业和热点部门中出现了一些“富庙里的贪方丈”。从我省检察机关2004年查办的1368件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在电力、电信、土地、教育等部门和国企以及经过改制的原国企中的领导层职务犯罪占了近三成。尤其是前几年一些原本效益就较好的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凭一纸公文就改制成为股份公司或私营企业,虽然各种原因使企业的发展仍然保持强势,但由于没有审计,没有深查,致使隐藏在内部的贪方丈们没有及时得到查处,继续借着企业发展的红火侵占国家、公司财产,为个人谋利。
办案检察官就此指出,这些贪方丈更具隐秘性和危险性。因为富,掩饰了内部的混乱,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掩盖了贪方丈们的贪婪。不仅内部的举报少了,而且因为富,贪方丈往往被认为是“有功之臣”,更容易骗取政治资本和得到保护。自然,要查办这样的贪方丈,有关部门干扰多了,说情多了,查处难度更大了。殊不知,富庙与穷庙只是一字之差,如果任蛀虫们强取豪夺,再好的企业也会被搞垮,再富的庙也会变穷,到那时,方丈们虽然倒了,但损失最大的还是国家、集体,还是公众的利益!
来源:
钱江晚报
作者:
编辑:
陈雪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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