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钱赚，他们就扑向哪里。他们对于商机的洞察有着一双老鹰般的眼睛，敏锐的嗅觉不输于猎犬，行动更如豹子一般迅速。他们，就是在全国饱受非议的温州炒家一族。

　　温州人四处出击不仅活跃了各地的市场，更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的观念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民资的扩张现象，富有启迪意义。

　　资本要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流转，这是基本的规律，就如同经济发展领域哪一个行业能够产生较好的效益就有人去投资一样。在某一个投资品种上有投资收益的预期，资本就会快速地涌向这个领域。

　　在全国的炒房炒铺热中，只要温州商人一到，那里的房市铺市就会是“一片繁荣”。而在国家宏观调控后，这帮似乎无孔不入的商人意识到炒房炒铺的巨大风险后，并没有让自己手上的钱闲着。于是，温州人又走上了炒出租车、投资山西煤矿等等常人难以想到的投资赚钱的路子。

　　炒房篇

　　全国方兴未艾

　　2004年，炒房成了楼市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温州炒房团在全国的炒房行径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最近，不少重庆人也开始融入炒房大军的队伍中，更有传言，重庆将会是温州客全面进攻的下一个目标。

　　重庆新目标

　　目前重庆的房地产投资正处于一个成长期，这时，若有部分人来此投资性置业，可能会对活跃市场、拉动消费、促进产业发展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那么，炒房会不会大幅抬高重庆的房价？影响老百姓呢？市地房局有关负责人认为，炒房对重庆房价的影响不会很大，更不会影响到重庆普通百姓。

　　重庆市地房局这位人士称，投资性置业主要集中在高档物业和商铺、商务楼、写字楼上，一般说，投资置业不会光顾经济适用房和普通的住宅，应该不会影响中低收入者的购房。

　　这位官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外地经济组织或个人来渝进行投资性置业，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看好重庆市场，看好其投资升值前景;再次，就是他们投资的钱是自行筹集的民间资金，是自担风险，在投资上不会冒险激进的。

　　尽管该官员对炒房并不反感，但他还是明确指出：政府是不提倡炒房的，当然也不会对外来投资置业采取强硬措施进行限制。

　　目前有的媒体宣传似乎有了这样的思维定势：温州炒房客冲到哪个城市，必然导致这个城市的房价一路飙升。一旦温州炒房客认为这个城市炒房获利空间不大了，于是便会撤离这个城市，必然导致这个城市房价下跌。

　　光顾上海

　　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开进上海，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资金抛向上海楼市。此后，温州购房团频频光顾上海。到目前为止，温州炒房客注入上海楼市的资金已经达到200亿元左右。

　　回顾一下，温州人在上海炒房子是有历史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早一步富裕起来的温州人在沪买了几套房子之后，就开始转手出卖，从中第一次尝到了炒房的甜头。后来，越来越多的温州人悟透了炒楼赚钱的道理后，也跟着加入了炒房的队伍，把目光投向了距离温州比较近的上海市。

　　但今年早些时候，上海突然传出温州房产炒家撤离上海的消息，一时舆论哗然。有消息称撤去购房资金总额高达上百亿元。于是有些人士惊呼，上海房价要跌了，温州炒房客对上海楼市真的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吗？

　　有业内人士认为，温州炒房客这些资金对整个上海楼市来说还难以掀起太大的浪花。上海房价高低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并不仅仅是温州炒房客所能左右。

　　众所周知，上海楼市从供不应求到供需平衡，直到2003年10月变为供需逆转。除了“申博”成功等预期利好外，最直接的原因是1999年上海土地供应量最小，加上建设周期，该年供应土地建设商品房上市期为2002年，故而2002年下半年房价加速上升。

　　据分析，供应量放大，房价走低，这是房地产市场一条基本规律。另外，大规模的市政动迁和非住宅类建设项目动迁所形成的第一次购房流现象正在减弱。房价下跌是必然的。任何商品的市场供应都有饱和点，其价格必然会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相近。

　　上海房价一路飙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政府每年500～800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使得上海提高了城市地位，土地级差效应也得以发挥。上海逐步形成中国最适宜居住与创业的城市。

　　但也有分析认为，上海城市地位与房价上升，和温州炒房客有一定的关联。上海房价近几年一路飙升，给温州人炒房带来的回报率都超过了20%。

　　上海楼市价格的走高走低，与上海整个城市水平提升速度、GDP增长速度、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及其供求关系息息相关。据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全市施工面积达8000万平方米，2003年全年土地供应量达2600公顷左右，按此计算，2005、2006年上市预计可供应商品房至少8000万平方米。

　　尽管上海楼市并非某一个三线城市炒家所能左右，但房价的微幅调整不能说与温州炒房客的资金撤离完全没有关系。

　　温州商人在自己办实业的同时，还承担了另外的任务，就是将自己得到的商业信息传到家乡，然后老乡们再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最后决定是否投资。

　　南京金东南智能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家平，用了一个故事来叙述温州商人“传帮带”的作用。前几天，他与3个资产在2000万左右的温州“小老板”去上海看一个朋友，4个温州人与1个上海人在晚上吃饭的时候，上海人就问他们说：“你们在上海有投资吗？”他们其中一个听了后，就掰着手指数了起来，最后告诉这位上海人：“我们加起来在上海总共有20多套房子吧！”而这些房子并不是大家想当然买的，都是由在上海的温州商人提供信息，然后过去考察后，觉得能增值后才投资的。陈家平说，这个故事实际上只是一个缩影，在南京情况也是一样，只要有人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赚钱，就会把这种信息带回老家。

　　南京“制高点”

　　南京作为长三角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温州商人较活跃的地区之一。目前，在南京创业投资的温州商人已有6万多人，商会会员也从两年前的300多家增加到现在的500多家。这些在南京的部分温州企业和商人投资动向也同样发生了变化，除了以前的投资商业地产外，炒知名餐饮企业和炒公司股的做法都让人眼前一亮。

　　事实上，近两年来，温州人已经占领了南京主城区外各个商业“制高点”：2000年，温州南京商会投资5000万元，在高淳兴建了温州商贸城，高淳的温州商贸城，是浙江客商在南京投资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商贸中心，这一商城按照温州客商惯用的楼下商铺、楼上住人的模式，经营十分成功；2001年，南京的江宁撤县建区，温州客商投资的几座大型商贸中心在南京郊县拔地而起。

　　温州人在南京买房，也已不是这两年的事。自温州人在杭州炒房成功，并获取大把钞票后，一些在南京做生意的温州人就涉足这一市场，并创出了一些“市场奇迹”：仅2004年6月和8月，一些温州人自己“抱团”购买江宁同曦假日百货和南京下关鑫桥市场商铺，都使该地商铺价格一路飙升。

　　喜欢扎堆，合伙“炒”市场是温州商人的一个特色。“温州炒房团在南京都是来去一阵风，而在南京的温州商人多是以长期投资为主，其中投资商业地产的企业占了商会会员的1/3。”一位在南京多年的温州商人称。

　　据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陈贤兴介绍，近3年来，南京温州商会在宁投资的大项目近30亿元，其中投资在亿元以上的项目大部分是由会员企业合伙投资的。如江宁温州街，总投资4.1亿元，是由商会的5家会员企业合伙投资，一期开盘后，商铺很快就销售一空；溧水温州商贸文化广场，3.6万平方米的地段，投资1.5亿元，由4家会员企业投资。

　　数字显示，5年来温州人累计在南京投资超过50亿元！

　　“在下关，温州商人投资兴办的，有目前江苏省面积最大的鞋类批发市场华东国际鞋革城和华东家具市场，这两个都是南京温州商会会长章庆洪创办的。”南京市下关区委宣传部檀利介绍说。

　　据悉，其中华东国际鞋革城建筑面积1.6万多平方米，同时具有1万平方米仓库面积的鞋类“大超市”；华东家具市场占地近6万平方米。此外，在下关特别是在诸如金桥、玉桥等大卖场中，温州人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在红桥市场内经营的温州商人比例达到了60%。

　　在六合，南京温州商会旗下企业江苏永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了永利晶华城和永利购物中心两大商业地产项目。2004年5月6日，永利购物中心在江北核心商业区已经开门纳客。3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200余个国内外著名品牌，甫一亮相便引起轰动。正在建设中的永利晶华城，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包括一座占地2.5万平方米的易初莲花仓储超市以及一座占地l万多平方米的标准运动场，预计该中心将于2005年6月6日开业。目前一期工程易初莲花仓储购物中心，已进入内外装修阶段。

　　为了方便温州商人在南京投资，温州商会又斥资2500万元兴建了名商CEO俱尔部，为广大温州炒客提供了在南京投资的固定落脚点。

　　目前，还有温州商人投资10.2亿元在原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处建商住楼；在内桥也有一处商住楼准备动工，投资为2亿～3亿元。浦口的金浦购物中心，经营面积13000平方米，目前是浦口档次最高的大型购物中心。

　　除了做大市场外，温州人投资南京商铺赚了大钱的实在是不少。不愿透露姓名的该温州老板不愿用“炒”这个字，“毕竟我没有赚一把就走！”据称，其2002年在新街口投资了两家商铺，一间自己经营，一间对外出租。从现在看，收益相当可观。另外，他在其他大市场还有好几间商铺，也全是用来出租。

　　一位温州商人介绍说，前几天他和在南京的几个老乡聊天，其中一位老乡热情地跟他讲：“什么时候到我饭店去吃饭。”“你什么时候开的饭店啊？”他就问。“就是现在在南京名气很大的小肥羊！”“怎么小肥羊是你开的啊？”“我们这是加盟店，我们温州人已经开了有5～6家了，你怎么才知道啊！”

　　“这肯定是赚钱的”，这位温州商人听到投资加盟小肥羊连锁店后，很感叹：“本来自己也想做，只是开的店已经太多，无力兼顾”。

　　炒车篇

　　从发轫到蛰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炒出租车已成为温州炒族的新宠，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温州人在外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和房地产相比，出租车投资也有它的优势，一部分的温州热钱，也由此从楼市转移到了出租车。但许多炒房团抽资金出来炒出租车，仍然经过了一番利益权衡。

　　事实上，从2004年5月至11月，温州人从温州瑞安、永嘉等当地县市开始，继而是绍兴、南昌、镇江等城市，一幕温州资金热炒出租车牌照的大戏就持续上演。

　　瑞安探路

　　一位温州市瑞安籍商人，在山西投资了几个小的房产项目，回瑞安探亲时，发现老家出租车在涨，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便约了几个人，每人拿出150万，组建了一支总金额1000万左右的炒车团，转战到太原等北方城市开始了炒车之旅。

　　2004年5月之前，温州瑞安、永嘉等地的出租车牌照价格一直波澜不惊。但从2004年5月开始，这些县市的出租车突然经历了一阵涨价狂飙。

　　瑞安总共有918辆营运出租车，2004年5月，牌照价格突然飙升，仅仅一两周的时间就从65万元一直涨到了75万元。

　　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永嘉县出租车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2004年5、6月间，永嘉出租车牌照价格从20万上升到了30万。另外，温州的平阳、苍南等地的出租车牌照价格也大幅上涨。

　　“导火”传言

　　“县市出租车涨价风波是从一个传言开始的，”徐先生是温州市区人，投资出租车多年，他解释了这轮出租车飙价风波的起因，2004年4月底，业内有消息说，温州郊县、市的出租车可以载客到温州市区了，这个消息让出租车投资商大为兴奋，县市牌照的价格也随之抬高。

　　2004年5月下旬，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温州市出台政策，明文规定县牌出租车可以载客到温州市区，还可以顺路带客回去，但不准异地经营。这个规定意味着许多偷偷拉客进城的县市出租车，可以光明正大地跑长途，开出租车的效益明显提高。出租车的转让价格也随之攀升。

　　“尽管这只是温州市内的局部政策变动，但对温州游资来说，却是个‘导火线’，这轮涨价风波，让许多没有项目可上、大笔资金无路可去的投资者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从2004年6月起，温州炒车团开始把目光对准了整个浙江、长三角地区，有的甚至还到江西、太原等中西部省市炒出租车。”徐先生表示。

　　“导火线毕竟只是导火线，让许多炒房团抽资金出来炒出租车，其实还是经过一番利益权衡的。和房地产相比，出租车投资也有它的优势。”徐先生这样分析。

　　2004年4、5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处于发力阶段，中国房地产市场警报频传，投资房地产俨然已成为一种高风险投资了。另外，温州人炒房的传统据点———杭州、上海的房价已很高，房价继续暴涨的希望不大。当温州出租车价格飙升之后，许多炒房团的资金撤出，回笼到温州，把目光对准了出租车。不少人还按炒房团的经验，组建了炒车团。正是这些炒车团的组建，使得之后温州游资突然短短几个月间蔓延到浙江全省以及整个长三角。

　　最为重要的是，作为纯粹的投资，出租车的租金收益远远超过炒房。在杭州、上海一些价值百万的房产，如果没装修，月租在2000元～2500元之间，有了装修，价格也不会超过3500元，年收益不到4%。而温州市区的出租车，110万买入，就可以获得永久性的出租车经营权。每天的租金在380～420元之间。一年扣除各种税费之后，有11万～13万元的纯收益。年回报率达10%～12%，和当地的民间借贷利率持平，而风险却比民间借贷低得多。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优势，使得不少炒房团把目光投向了出租车，在本地的出租车价格已大幅提升之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外地。比如宁波、绍兴、杭州、金华、南昌、镇江、南京、合肥、太原等许多城市，但真正铺开的城市，可能并不多。另外，这些炒车团除了炒车之外，还兼顾三轮车牌。”徐先生这样说。

　　在2004年6～9月，江西南昌、山西太原等地都出现过出租车经营权转让价突然上涨风波，其始作俑者就是温州的炒车团。另外，温州投资商在南京、合肥、杭州、宁波等地也高价吸纳个体出租车牌，因为行事十分低调，所以在当地并没有引起波澜。

　　“许多炒客之所以在许多城市低调行事，主要是担心知道温州人入市之后，牌照价格暴涨，另外，他们也担心当地政府会出台措施干预。”同样是出租车投资商的叶明这样解释。

　　收购狂潮

　　2004年的出租车收购狂潮则源于几个浙江商人的镇江之行。

　　2004年五六月间，几个浙江商人在镇江等地考察商机时，发现镇江出租车经营权莫名其妙地低。当时镇江街面的出租车普遍还有5年的经营权，这5年的经营权价格是7万～8万元。而在苏南附近地区，一辆出租车的转让价格至少是30万元。而在浙江杭州、宁波等地，出租车价格至少是50万，在温州，出租车经营权最高可达130万。

　　于是，到了七八月份，温州人黄卫国(化名)，在镇江以“令自己无法相信的低价———8万到10万”的价格，收购了当地7辆出租车的经营权。

　　“低得惊人的出租车转让价格，尽管只有5年，但还是让考察商机的浙江人大吃一惊，几乎没仔细考虑，就认定这是很好的发财机会。”黄卫国说。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浙江商人就收购了300多辆出租车，占到镇江出租车总量的1/4以上。浙江人的“疯狂”收购，很快引起了出租车公司和主管部门的注意。

　　镇江市客运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刚开始，处里没有注意到浙江人的举动，但过了一个多月，处里领导发现情况有点不对，有领导认为浙江商人的这种做法有可能威胁到镇江出租车管理秩序，所以想办法遏制这种情况”。

　　一些出租车公司也行动起来：“既然出租车的产权是你们司机的，转让我们无权干预，但经营权控制在我们手里，为了防止新车主不缴纳一个月2000多的营运费用，我们要受让方缴纳3万元的押金。事实上，除了我们之外，镇江多数出租车公司也是这样做的。”一家出租车公司的部门负责人透露。

　　由于当地管理部门的限制，2004年8月底，浙江人基本上停止了收购行动，炒车团准备利用手头的出租车好好赚钱了。但情况并不像炒车团最初想象得那样乐观。一些浙江投资商试运营了1个多月后，发现镇江出租车业的利润其实很微薄。

　　黄卫国算了一笔账，镇江本地人的出租车每天白班可以跑到280元左右，但投资出租车的浙江人，人生地不熟，自己开车的话，每天跑到250元就算不错了。这样除去成本，他们一个月算下来也就能赚1000块钱的样子。

　　“在镇江搞出租车利润低得让人无法接受。所以，我想趁早把出租车转让掉，哪怕转让顺利，我也至少要亏5万元。这还不算三四个月的折腾时间。”黄卫国说。原打算借机返本，但没想到，到了2004年11月，黄卫国手头的出租车以85000元的价格转让，都没人接手。

　　事实上，像黄卫国这样被套牢的出租车投资商，在镇江还有近百人。这些以温州人为主体的浙江人，在2004年7、8月间，就收购了镇江1/4也就是300多辆出租车。

　　痛定思痛

　　回忆起当初的收购战，温州炒车团的成员都很激动，“那时候，只要镇江有出租车司机愿意将车转让给我们，我们几乎不问价格就收购”。

　　“以前温州人炒车一直是在温州市范围内，这两年特别是2004年5月份以来，温州炒车团开始走出温州，走出浙江，从来没有失败的例子。这次镇江失手，可以说是温州炒车团的第一次失败。”一位炒车团成员承认。

　　“尽管温州炒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炒出租车，但我们已明白，并非每个城市的出租车，都适合我们去投资。以前的房地产市场，只要有钱就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长期按揭，十分适宜投资。但出租车就不一样了。因为各个城市出租车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的不同，温州炒车团遇到的各种阻碍也比房地产多很多。”叶明解释。

　　“和5、6月份温州炒车团盲目乐观入市相比，现在的出租车炒客在短期内已比较成熟，经过镇江一败之后，至少什么类型的城市适合投资，炒客们已很清楚。另外，从2004年9月开始，浙江的电力、水等生产性资源暂时告别短缺，许多炒出租车热钱转移到了工业项目。浙江等地的秋季房地产热的到来，又吸引了一批资金从炒车团回到了炒房团。因此，从2004年10月开始，炒车团已进入了调整期。经历过这种调整期后，出租车投资的形式也许会有改变。”一位资深的炒家这样分析。

　　尽管处于蛰伏期，徐先生对温州炒车团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炒车团可能会用新的方式投资出租车。比如，尽管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租车行业壁垒重重，除了需要具备资金实力外，还需要十分深厚的政府人脉关系。但对这种类型的出租车市场，许多炒客也不想放弃。已经有不少温州投资商在考虑，能否通过多人合资的方式，收购一两家北京的中小出租车公司，资金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进入北京主流出租车市场”。

　　炒煤篇

　　亿元开采山西

　　在太原高级宾馆——国贸大厦，一辆奔驰急速驶入，一位着装考究的温州煤老板走下车来，穿过中央大堂，消失在视野里。

　　此时，温州煤团“老大”胡育林，正在自己承包的多个煤矿之间来回奔波，而大同市煤炭招商引资负责人，正在接待排着长队伺机前来投资开矿的温州人……

　　同样忙碌的是负责筹备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的阎敏才，从早到晚，他办公室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话筒的另一端是要求加入协会的温州口音。

　　目前，在山西各地投资开矿的温州商人已经有500多个，而“贵如黄金”的煤炭价格，还在如磁铁般吸引着温州投资者“鱼贯而来”。

　　“第二故乡”

　　在这些嗅觉灵敏且深谙赚钱之道的温州人看来，煤海山西是他们当前最为兴奋的投资地。用他们的话说：“山西煤炭是一个闪光的赚钱机会。”他们也因此戏称山西为“第二故乡”。

　　据有关方面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已经由温州煤团承包，投资额度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这一产量是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5，也就是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

　　而对于500多个投资商，也仅仅是初步统计数据。“精确的煤团队伍是多少，我们现在尚不清楚。”阎敏才说。

　　但太原的一位朋友如此形容：“随便拦下一辆高级轿车，十有八九就是温州煤老板。而在几年前，这样的风景难得一见”。

　　阎敏才也表示：“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市县，基本都活跃着温州煤团的身影。”但他说，温州人前来山西挖煤由来已久，分为前后两批，只是近两年来涌入的比较多。

　　煤团涌入

　　两批煤团先后控制着山西6成中小煤矿。

　　第一批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煤炭市场即将纳入市场机制(1993年煤炭市场放开)，传承市场开拓意识的温州商人陆续在山西承包煤矿，从事煤炭采掘、生产和经营。

　　这一批人大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山西的井巷掘进队伍，分别属于温州市苍南县和平阳县的井巷工程公司职工。由于80年代是中国尤其是山西新建煤矿的高峰期，而温州掘进队伍技高一筹，迅速占领了山西煤矿井巷掘进市场。

　　当时，山西境内从统配煤矿到地方矿，从乡镇煤矿到民营矿，几乎所有新建、扩建矿井的井巷工程都由浙籍施工队伍(90%是温州的)承担。但是1990年代初，新建矿井逐年减少，掘进市场随之萎缩，加上煤炭市场化程度日浓，温州煤团自此浮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育林，他1987年开始在大同承包经营煤矿，目前在山西拥有六七家煤矿，总投资额已达1亿多元。

　　第二批基本是在2000年后入晋的，直到目前仍在大量涌入。2000年的背景是：全国煤炭市场刚刚经历3年特困期，正以蒸蒸日上的势头回暖。尤其是近两年的能源短缺，电荒、煤荒困扰全国各地，大量以前从事其他行业的温商纷纷把目光聚焦到山西煤炭。

　　有人透露了一个细节，2002年，浙江省省长北上谋煤，长驱山西、内蒙古等地，但收获寥寥。这一事情在温商中反响强烈，其强烈的市场信号，刺激了相当多的温商前往山西。

　　据阎敏才介绍，这部分煤团不像第一批那样是干技术出身的，他们没有专业的开采背景，甚至对煤炭开采一窍不通，大部分是纯粹的投资客。

　　这部分温商中，最典型的就是陈德伟。这个目前仅有31岁的小伙，2003年携带1亿元的资金前往山西，成立了山西育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由于没有煤矿从业经验，陈自己并不参与煤矿开采，生产任务由高薪聘请的矿长负责，陈德伟在山西沁水县投资的煤矿正是如此，其所聘的矿长年薪高达百万。

　　揣钱口袋

　　但是，正是这帮不懂煤炭开采的温州煤团，却散落在山西的各个角落，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面揣钱。

　　阎敏才坦言，温州煤团投资回报率惊人之高。“照目前的市场情况，投资1个亿，一两年就能收回投资。这两年，没有听说哪个老板不发大财”。

　　阎敏才眼中的温州煤商财大气粗：“我们协会预计下个月召开成立大会，到时候国贸大厦下面准是清一色的奔驰、宝马”。

　　甚至有人透露，不久前媒体屡屡报道的“山西煤炭富翁争购京城豪宅”，其实里面有相当部分是从山西挖煤发达的温州煤团。

　　有人在解释温州煤团“老大”胡育林的财富神话的时候，如此表述：由于供不应求，煤价一扫多年颓势，每吨煤炭从原来的20元左右反弹至每吨50元到500元不等。

　　这一说法无可非议。但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一位专家认为，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温商基本上是通吃了煤炭生产和流通中的大部分利润。“如果仅仅开采，卖个成本价，能赚这么多钱？”

　　这个“通吃”是指，温商不但从生产上获取利润，而且还把触角延伸到销售环节。“因为中小煤矿往往不受计划因素的限制，走的全部是市场煤，只要供应紧缺，涨多涨少自然是卖煤的人说了算。”这位专家甚至表示，当前煤价与温商有一定关系。“他们因高价煤炭而来，凭着温商炒房的经验，炒煤也不是希奇的事，他们是当前煤炭市场上不可忽略的神经”。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温州煤商毫不回避自己在煤价控制上的“牛气”：“煤炭每天一个价，没有赊账的买卖。你拿今天的钱，绝不卖你明天的煤。”他的意思是，明天的煤价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另据了解，部分温商甚至自己开展运输业务。这是当前备受诟病的煤炭高价因素所在，也正是暴利所在。

　　目前，在晋的温州煤团，其实纯粹开采煤炭的人不多，尤其是随着山西省煤化工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越来越多的温商在频频试水综合开采之路，有的已经步入开采—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的经营格局。

　　另外一个重要的步骤，正在温州煤团中紧张进行。他们即将成立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将在山西投资的温州煤商聚集起来，形成合力。前述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专家认为，这样做“除了可以互通市场信息，还可以进行联合影响市场价格。”对于这一点，阎敏才没有明确表示，他说：“你想吧，温州人在外面都是很抱团的”。

　　山西于温商而言，与其说埋着的是煤，不如说埋着的是一车子一车子的钞票。“只要干得动，煤矿这行我会一直经营下去。”胡育林毫不掩饰自己的“宏伟计划”。

　　山东浙商协会会长章鹏飞就表示：“浙江缺什么，我就在外面干什么，现在浙江缺煤，我准备在济宁枣庄收购煤矿”。

　　但是，他们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山西，也不仅仅局限于煤炭。目前，胡育林除了在山西拥有众多煤矿外，甚至在宁夏、贵州的开采网络也已撒开。

　　炒X篇

　　能源、名企、公司股

　　就在温州炒房团的新闻余音还在人们耳畔萦绕之际，特别是在能源紧缺的今天，温州炒煤团闹红三晋大地的消息无疑再一次把温州人推到了传媒风暴的前沿。

　　除了目前活跃在山西的温州煤商外，越来越多的浙江人也开始在全国各地投资煤矿、石油和电力。目前内蒙古、陕西、安徽、山东、湖南、贵州都已经陆续有大批温商涌入。

　　而温州商人在外地开炒出租车和煤矿后，南京的一些温州商人纷纷表示，温州商人没有在南京炒出租车的，也有不少人投资新行当的。

　　据了解，目前在南京的一些温州商人还有另一种投资行为，就是炒知名企业，炒上市公司股，其不同于在股市里的一般炒作。具体怎么炒法，由于牵涉到商业机密，再加上操作双方都比较私密，目前还无从得知。

　　但南京一位温州商人甚至表示，温州炒团的目光并不仅仅是这些行当。

　　为了使富裕的民间资本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2004年初，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对民间投资予以政策支持，鼓励民间资本向能源、公共事业等垄断性、基础性行业进军。

　　“可以想象，温商将在全国乃至国外掀起另外一轮投资风暴，除了煤炭，还有石油和电力。”浙江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秘书长潘立生早已注意到了这个投资变化，“浙江商人，尤其是温州商人，市场眼光比较独特，现在国家能源较缺，先入为主往往意味着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以皮鞋生意发家的温州商人王荣生，目前已经投资200多万买了3口油井。还有一些温州商人，正在瞄准朝鲜“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进军朝鲜能源、交通领域。

　　据潘立生保守估计，浙江省目前在外投资的6000亿元中，能源投资的比例有几百亿元左右。其中，据目前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筹备组掌握的数据，仅温商在山西投资承包煤矿的资金就高达40多亿，而这一数字还在与日俱增。

　　另一个统计数据是，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出温州的银行——自今年2月以来，温州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元左右。这不仅打破了连续10年来温州存款余额月月上升的纪录，也是2004年波及整个浙江的“存款锐减潮”中下滑最厉害的地区，远超宁绍和浙北。

　　政策开始放手允许民间投资，瓶颈因素正在逐步消解，充裕的民间资本，激荡着这些投资手笔的频频甩出。不知明天，又有多少温州富商的身影出现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