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您好！春雨是诗，烟花是画，鸡年吉祥……”

　　猴年三十，小年夜刚从日本走访研修生飞回的刘桂英吃过年夜饭，早早地走进了书房，伏案给在日本的研修生写信，要把在日本和研修生一起活动拍摄的100多张照片分装在61只信封内，赶在年初一这个特殊的日子寄给在日本各地的研修生。

　　送出去了1000多人

　　刘桂英40出头，熟悉日语、电脑的她在担任长兴县外经贸局外经科科长的10余年来，她创造了长兴的几个全国之最：组织1000多人赴日本等地研修，创汇近3000万美元；现在国外的仍有400多人，年创汇300万美元；去年，又向日本输出劳务人员350多人。在长兴，几乎人人皆知这位研修人员的“贴心大姐”。

　　11年前，刘桂英拿到国家劳动保障部10个赴日本研修的名额，但老百姓第一次面对“打洋工”，多数人心存疑虑，全县报名者少得可怜。为让群众了解“研修”是怎么回事，刘桂英专程到日本，花了2个月时间，拍摄了研修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录像带。一回长兴，她天天带着录像机，到农民家中宣传。10多天下来，首批9位长兴研修人员终于上路了。

　　与当初的“凄凉”相比，现在长兴的研修生可用“红火”形容，闯世界、赚洋钱、学本领，已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手段之一。但出国的人多了，各种意外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刘桂英为此从报名、培训到出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审核和管理制度，以人员素质打响了长兴研修人员的品牌，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国外企业的认可和赞扬。

　　特殊“家书”坚持了十多年

　　年轻人离家千里，时常会遇到困难和困惑。如何及时了解他们的动态，做好思想工作？刘桂英选择了用书信与他们进行感情交流。

　　10多年来，刘桂英养成了一个习惯：上班第一件事是到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来自日本的“家书”。收到“家书”，不论工作多忙，她都要抽时间回信。“常言道‘家书抵万金’，”刘桂英说，“我们千方百计把他们送出去，跟踪教育责任重大！”

　　前年底，刘桂英在凌晨2时多接到一个来自日本的电话。研修人员沈永花哭着说：父亲昨天去世了，自己很想马上回来。听完电话，刘桂英再也睡不着了，起床给她写信。从人生的无奈、工作的不易讲到亲人的期盼，一写就是3000多字。当信写完时，天已亮了。一早上班，她用快件把信发往日本，帮沈永花安定了情绪。

　　要说回信最多的，是现在日本茨城县研修铁筋施工的余安心。余安心家住林城镇，她所在的日本企业实行计件结酬，余安心工作如拼命，花钱十分节俭，生活近乎苛刻。得知这一来自日本的消息，刘桂英立即去永丰村走访，才知道余安心的妹妹得了肌肉萎缩症，家里为看病已债台高筑。刘桂英流着泪说：“小余不该瞒着我。”从此，她一边帮助余家筹钱看病，一边用书信、照片把妹妹病情好转的情况告诉余安心，一年多写了36封信。

　　在刘桂英的办公室里，满满地装着两抽屉研修生寄来的“家书”，足有1000封之多。一名研修生感动地说：“刘大姐的‘家书’让我们在异乡则让在外研修人员感受到了温暖。”

　　【链接】这些年轻人以忠实厚道的品格和吃苦耐劳的意志，赢得了日本会社的肯定和赞扬。同时，大量研修生也大大促进了长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品牌效应”使长兴研修生事业更加红火，闯世界、打洋工、赚洋钱、学本领已成为长兴老百姓争相致富的“效率经济”。这一方面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单纯在国内流动的走向。另一方面，研修生在国外不但学到了新的管理技术，而且观念得到更新。第三，这些研修生独特的语言优势，使他们学成回来后，有了更广阔的创业平台，成为不少苏州、宁波等日资企业抢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