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在“跳出浙江”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跳出浙江”后又怎么“发展浙江”呢？时报深度报道记者在六地的调查采访发现，越来越多的浙商正以资本反哺、人才反哺、文化反哺、项目反哺等多种形式反哺浙江。

　　此外，浙江在外企业与浙江经济也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调查显示，我省在外从事商贸流通业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产品70%以上产自浙江，估计年营业额在2500亿—3000亿元，约占省内相关产业产出的30%，而原料、货源出自浙江或产品返销浙江的比例也相当高。

　　但是，大批企业走出去投资创业也给浙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在多个场合反复为浙商“跳出浙江”这一现象正名———浙资不是“外流”，而是“外扩”。他举例说，无数的温州人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做生意，在当地纳税，但到过年时，温州人带回家乡的资金达300个亿。

　　现在，浙江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企业走出去后腾出的空间，是否有相应规模的高技术制造业、新兴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来填补？走出去的企业发展壮大后，是否会回浙江投资高附加值产业，或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浙江能否逐步形成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大企业总部运作的环境、氛围和条件？

　　我们今天刊发的特别策划重点介绍在上海的浙江商人的反哺情况，以及“跳出浙江”的浙商回来“发展浙江”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随处可见浙江的印记，明牌银楼、奥康鞋店、雅戈尔的招牌……“企业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均瑶集团党委书记、新闻发言人陈理对记者说。

　　浙江省驻上海办事处综合处的徐伟荣介绍，目前在沪浙企已达5.7万家，注册资本900亿元，实际运作资本超过3000亿元。其中从事第一产业近50家、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近1.36万家、第三产业超过4.3万家。近5年创办的在沪浙企占总数的36%，相当于10年前在沪浙企的总和。

　　“迁都”上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从浙江兰溪迁入上海的“康恩贝”，把公司总部设在大都市上海，而生产总部依然留在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兰溪。

　　这一办法让许多企业效仿，如宁波的“杉杉”，台州的吉利、飞跃集团等都把营销、研发等机构放到了上海。

　　据了解，我省颇有知名度的企业“迁都”上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外迁数量逐年上升。2000年以后，外迁趋势愈演愈烈。去年，台州市60多家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集体谋划落户上海，并在上海建立研发总部。据永康市官方统计，1999年该市共有58家企业外迁，到2002年底增至600余家，增速连年翻番。上海用地审批手续简便，地价也便宜，尤其是青浦、奉贤、嘉定、松江等郊县地价一般每亩征用价格仅5万元至8万元，个别的只需3万元。这对省内地价早已上攀到数十万元一亩的浙企来说诱惑之大不言而喻。

　　去年，省企业调查队对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进行了调查显示。这份调查显示，在外迁的企业中，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3%。

　　这股外迁的浪潮中，成立于1995年7月的温州均瑶集团也不甘寂寞。1999年，以“胆大包天”一举成名的均瑶集团把目光投向了上海。2001年，均瑶集团把总部正式搬迁到了上海，注册地也改为了上海。

　　回忆起这段往事，陈理说，当时的迁移，是企业发展形势下作出的一个决定。相对于上海，温州是一个小地方，平台小，信息少。另外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是，那时的均瑶集团已基本完成了全国布局，在湖北、河北、江苏等地都有自己的企业。“集团开会，不可能让他们飞到温州去，只好在上海找酒店开会”。

　　均瑶集团的形象需要得到扩展，而当时的上海，为了吸引外地企业也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上海市政府把土地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均瑶集团，同时提供了优惠的政策。1999年12月，均瑶集团全面实施战略调整，在上海浦东康桥征地200多亩后，将集团的营运中心、人才中心、信息中心迁入上海。

　　“如果要在温州建立同样的基地，首先土地很紧张，很难批复，其次，成本很难控制，肯定要比在上海高。在上海，企业领导人办理出国手续也方便得多，来来往往的人就更多了。”陈理说。

　　接轨上海就是接轨机遇

　　浙江经济发展很快，但相对贫乏的资源与发展空间的狭小，成为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也是浙企外迁的主要原因。浙江土地稀缺，地价昂贵，温州只有200多万亩耕地，温州市工业园用地价格已达到40万元/亩，昂贵的土地价格，令一般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是大量浙企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浙江民企起步于千家万户的小作坊，家族制企业不断裂变衍生而产生众多的企业。星罗棋布的块状经济与簇群型组织模式造成了行业过度拥挤、无序竞争，促使企业外迁以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去年，省工商局公布的《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专题调查报告显示，在许多外迁企业的老板看来，接轨上海，就是接轨市场，接轨机遇。一家迁入上海的台州民营企业的负责人说：同样一家企业，打台州牌和打上海牌的效果截然不同，上海商机更多，融资也更便利。

　　温州德力西集团总裁胡成中认为，目前上海有外资企业两万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的50%以上已进驻上海，这对急于“走出去”的浙江民企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该集团进沪两年，已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多家外资企业开展合作。胡成中认为，这在原所在地浙江乐清是做不到的。

　　“温州是我们的根，不可能放弃的。但上海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制高点，浙江则是我们的制造基地。”陈理对记者说。

　　均瑶集团的想法，也代表了上海很多外迁浙企的想法。温州的正泰集团在五六年前就在上海设立了研发机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很早就提出“上海为中心，温州为基地”的思路。上海丰富的人才和信息资源优势是乐清所不能提供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后，那里的员工每天都及时把国内外的最新信息传回总部，使正泰拥有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而100多项新产品的开发成功，也说明了这个“脑袋”的聪明才智。

　　经过在上海的几年发展，均瑶集团在产业上则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除了原有的航空服务和乳业之外，房地产业成为该集团一个新的增长点，去年，均瑶集团出资收购了无锡当地最大一幢商业大楼，开始涉及商业。

　　“上海这个大平台给了我们充分发展的空间，更加接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求”，陈理说，就说人才吧，温州可选择范围狭窄，而上海聚集了全国各地的人才，“现在的均瑶集团，有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工作机关出来的各种类型的人才，这使我们能够更快地和地方政府接轨”。

　　反哺，从汇钱到投资项目

 　　2004年春节之前的10天里，有300多亿元从全国各地通过银行汇回温州。

　　一直以来，在外浙商都会通过汇现金等多种形式，将在外地赚到的钱送回浙江，促进浙江的发展。

　　现在，让人欣喜的是，更多的浙商开始回浙江投资项目。“去年以来，在上海的浙江企业(法人代表原籍浙江)开始返浙投资，投资额累计已达100亿元以上，主要集中在交通设施和重化工业等基础行业。”徐伟荣说。

　　种种迹象表明，一股反哺的潮流正在上海的浙江企业中涌动，在沪浙企“反哺”浙江已进入启动期，预计今后几年投资浙江的势头将更强劲。在浙江省先后出台有关交通基础设施、临港石化战略等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占有地缘优势的在沪浙企资本开始加速投向浙江相关领域。

　　去年4月，在上海浙江商会的组织下，一个以在沪浙企组成的考察团来到金华、湖州等地，均瑶集团当时的董事长王均瑶是这个考察团的团长。“这个团中的企业都是比较大的企业，在做大企业后，想回家看看有没有投资的可能性。在金华，当地还组织了和本地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活动。”魏移新说。

　　时隔将近一年，陈理说，参加这个活动的很多企业已经“自由恋爱”了，在老家有了投资，均瑶集团也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

　　一些在沪浙企的“返哺”行动开始引人注目。法人代表原籍浙江富阳的上海富春建业集团，在前年投资京杭大运河余杭段物流基地、嘉兴乍浦港三期建设、控股71.52%重组国企杭州加气混凝土公司后，最近又酝酿出资20亿元在舟山港建立石化基地的大动作。

　　富春建业集团是上海握有黄浦江岸线开发权的两家民企之一，其董事长、法人代表张国标原籍浙江富阳，是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上海“新浙商”的领头人之一。富春建业集团浙江负责人詹总介绍，在舟山港建立石化基地确实已有意向。

　　除交通设施、重化工业等领域外，在沪浙企还频频出现在浙江纺织品、农产品等投资领域。如早已立足上海的郑永刚的杉杉集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携手，在老家宁波共建“杉杉科技创业园”；崛起于嘉兴平湖的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返浙投资超过4亿元。

　　与此同时，在今年年初，传出了部分在沪浙企撤资上海的消息。消息源头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对浙江企业在上海的投资和创业状况的调查，调查显示，目前，已有将近3000家在沪创业的浙江企业因缺乏竞争力，而被迫从上海市场退出或转产。

　　对此，陈理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上海吸引的是高新技术的产业，而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必将因为成本的因素转移到西部地区，“浙企撤资上海”的说法并不成立，在将来，会有更多的浙企来到上海，也会有更多的浙企反哺浙江。

　　“作为政府机关，我们将全力做好浙企反哺的引导和服务工作。长三角政府间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订并付诸实施，加速了浙商抢滩上海的进程。资本日渐雄厚的在沪浙企因此得以显示威力，反哺浙江多个投资领域。”徐伟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