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3月1日还有五天，和全国的纺织企业一样，浙江纺织企业又将面临一项新的“自我约束”：出口自动许可证。商务部出台的《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暂行办法》将从3月起正式实施，这也是自去年12月29日海关总署出台对部分纺织品出口征收从量税的政策后，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我国实施的第二项针对“后配额时代”纺织品出口的调控政策。

　　出口“井喷”喜中有忧

　　并不出人意料。在正式摆脱配额约束后，浙江纺织服装出口在今年首月即取得开门红。杭州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浙江纺织品与服装出口总额为19.2亿美元，接近去年单月出口最高纪录20.2亿美元的水平，比去年同期增长39.1%。其中，纺织品出口为8.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6.5%，为历史上单月出口的第二好成绩。服装出口达10.4亿美元，为去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同比增长了34.1%。而与此同时，今年1月份全国纺织服装出口为37.3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3.93%。

　　纺织品出口在“后配额时代”首月的表现已经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他们指出，虽然我国已对148种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但其所征关税只占出口纺织服装总成本的1.7%，关税成本远低于部分企业原用于购买配额的成本。因此，加征关税对配额取消后纺织品出口的调控作用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不足以让一些纺织企业高涨的出口热情“降温”。而如果任纺织品出口量急剧扩张，则很容易招致新的贸易壁垒。

　　主动“设限”为了规范秩序

　　用“十面埋伏”来形容“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形势并不为过。在美国针对我国纺织品的“特保”利剑依然高悬之际，2月10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为使受到印度洋海啸影响的国家早日受益，原定于今年7月1日起实施的欧盟新普惠制安排将提前至4月1日。根据新普惠制的“毕业”标准，我国的纺织服装将不能再享受普惠制下的关税优惠，应缴纳的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平均9%上升至12%。

　　针对我国纺织品的限制措施不仅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受欧美一些国家对我国纺织品所谓“威胁”的夸大宣传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在针对我国纺织品采取一些限制措施。用商务部研究院赵玉敏研究员的话来形容：我国纺织业现在是“腹背受敌”。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暂行办法》的目的就一目了然了。省外经贸厅外贸处一位负责人表示，《办法》是继加征从量税后国家出台的另一个调控措施，有助于加强对我国纺织品出口数量的监控、分析，在第一时间掌握对美欧等敏感市场的出口动向，及时向出口企业发布出口预警信息，从而保护我国纺织企业不受国外“设限”伤害并保证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吴总也对《办法》表示欢迎，他认为，在配额取消后，一些“追逐近利”商家的无序出口是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最大隐患，很容易使我国纺织品在国外遭遇“封杀”，《办法》的实施有助于规范出口秩序。

　　“走出去”化解难题

　　显然，无论是加征关税还是此次《办法》的出台，其目的都是希望推动我国纺织企业抓紧解决“结构升级”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据杭州海关提供的最新分析，今年1月份，我省纺织服装的出口平均价格和数量分别增长4%和34%，显然纺织服装出口规模的扩大仍以数量增长为主。杭州海关有关人士为此提醒企业，如此快的出口增速，如果同时不能尽快实现从数量增长向价值增长的转变，很容易遭遇新的贸易壁垒。

　　那么，在“后配额时代”新的贸易背景下，浙江纺织企业应何去何从呢？浙江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赖存理教授表示，我省纺织企业在生产设备、产品设计、出口市场、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均具备一定比较优势，今后要做的是提高技术含量和设计能力，加快打造自有品牌。他还建议，我省一些具备条件的纺织企业不妨“走出去”，把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纺织品生产，逐步向外转移。这样，不仅能提升自身产业水平，还能减少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增强合作性、互补性。(杭州2月23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