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播出节目《志愿者反扒队》,以下为节目内容。
被采访人:
戚海伟宁波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民警
李谦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
朱贤恩反扒志愿者大队队长
李信标反扒志愿者
程春明反扒志愿者
李建华反扒志愿者
李信标的妻子
王天云广东发展银行宁波支行行长
陈忠兴志愿者
失主
演播室:按说,抓小偷、反扒窃是警察的职责,可是在浙江宁波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都是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却也担负起抓小偷的责任。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从事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身上,都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反扒队员:好,上,上,上。
反扒队员:蹲下,下车!
小偷:我干什么了?
反扒队员:身上有刀,刀掏出来。
解说:这些资料所记录的内容并不是警察在执行任务,抓捕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打架斗殴,而是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些义务反扒志愿者在公交线路上抓小偷。这支反扒志愿者队伍的成员都是普通市民,他们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从2002年成立至今,他们义务开展反扒窃行动已经坚持了2年多时间。
我们选择了2004年年底一个周六的清晨开始采访拍摄这些反扒志愿者。因为这些志愿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反扒只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这天清晨还不到7点,反扒志愿者队员就集合在一家宾客的大堂里,准备今天的反扒行动。
反扒队员:6路车(车上的扒手)是哑巴,哑巴多。有时多得是一辆车至少有5个人,这个是哑巴(扒手)的头。
解说:这支义务反扒志愿者大队是2002年由宁波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联合《宁波晚报社》在社会上公开招聘、选拔志愿者而组建起来了的。早在成立之初,由公安部门组建一支民间力量去开展反扒窃工作。这也是他们所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戚海伟,2001年警校毕业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交通治安分局担任反扒民警。仅仅过去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戚海伟就感受到了反扒民警工作上的压力。
戚海伟:我们整个刑侦大15个人,七到八个人专门从事那个反扒工作的。当时(宁波)有三百多公交线路,两千多辆车子。打个比方吧,我们每辆车子坐一趟从终点站到终点站,要把全部的车子坐完,每个人起码要两个月到三个月。当时扒窃分子就一点都不怕,你们人太少了,而且脸很熟悉的。你老远看见他们,你想躲一下,他老远就在叫了:某某大哥,今天我不是来偷的,我今天是走亲戚来的。
记者:这时候作为一个反扒民警——
戚海伟: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是抓他们的。他们是贼,我们是兵,贼居然会跟你兵开起玩笑了。你想想看我们的威信在哪里?
解说:扒窃犯罪通常具有流动性大、随机性强等特点,紧紧依靠有限的几名警力,在整个宁波市的公交线路上开展反扒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李谦:当前我们的警力配备严重不足,所以就考虑到如何来整合社会资源。我们有一句话叫: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所以说当初在2002年6月份,我们局里面党委研究以后提出的一个总体的想法,在公安机关直接的引导下来组建一支志愿者反扒队伍。
解说:2002年6月,招聘义务反扒志愿者的广告在《宁波晚报》刊出,仅仅三天时间,就有150多位普通市民报名参加。经过政治审查、体能测试等一系列考核工作,有74人成为宁波市义务反扒志愿者大队的第一批队员。
记者:民众的这种认可度是很高的,但是在成立这支队伍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他在政策上、在法律上,是不是合乎法律的,合乎这些政策的?
李谦:我们组织义务反扒队,它作为一个团体,也是符合我们目前团体登记的一些条例规定的。按照手续,按照程序都做了一些登记。
记者:志愿者他们的身份是普通公民?
李谦:对。
记者:但是他们要做的工作是打击犯罪,那时候有没有设想,有可能在一些环节上可能会出现这种法律上的冲突?
李谦:公安机关权力是由国家赋予的,他带有一定的公权的形式,而志愿者反扒,他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以公民的身份来出现的,而他的权利仅仅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所以权力跟权利,这两个可能有一个明显的差异性。你比如说,我们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我们的责任检查、盘问、搜身、扣押财务,他这一整套都有法律给予、赋予,给予保障,而我们公民呢?他只是根据《刑诉法》的相关一些规定,公民在发现了违法犯罪之后可以扭送到我们司法机关来进行处理,所以在法律的界定上,他只是协助公安机关来维护社会治安,来打击违法犯罪。
解说:组建一支义务反扒志愿者大队的初衷,是为了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扒窃犯罪。可是反扒志愿者作为公民,在面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只有扭送权。也就是说,在具体反扒过程中志愿者只能是发现犯罪,制止犯罪,把犯罪嫌疑人扭送司法机关,除此之外,作为志愿者不能再有其它的行动。为了严格规范志愿者的行为,在成立之初公安部门就明确了如志愿者酒后不能上路反扒,一个人不能反扒,不能使用手铐、电警棍一类的警械、警具,犯罪嫌疑人被制服后不能体罚,不能对其进行搜身、审问、处罚等等一系列严格的规定。
记者:你有没有了解到,咱们的反扒队员在抓获这个扒手之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体罚这样的行为?
戚海伟:有。今年6月份的时候,新招进来的一个队员他第一次跟我们出去反扒,他就这样打,我们看见了,我们先不去跟他讲,把他制止了。小偷带到派出所完了以后,我们回来的时候,路上我们就跟他讲,把证件交出来。
记者:也就是说在咱们的规定当中,这一点是非常严格的?
戚海伟:非常严格的。你只要犯了一次错误,你的名额马上就没有了。
解说:经过了长时间法律知识的普及,体能、反扒技能方面的培训之后,74位志愿者才在民警的带领下开始上路反扒。两年过去了,很多队员经过磨炼,已经成为了具有专业水平的反扒能手,大队长朱贤恩、三中队中队长李信标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反扒队员:这样行动开始吧
解说:反扒志愿者队员今天的第一个反扒地点是宁波市的轻纺城,轻纺城是一个比较大的批发市场,每天清晨都会有不少客商带着大量现金到这里进货,因此这里也就成为扒手们经常选择的作案地点。早上7点15分,反扒队员们已经按照各自分工,在轻纺城公交车站寻找目标。大队长朱贤恩则陪着我们在外围观察队员们的行动。朱贤恩48岁,是一家私营建材公司的老板。
记者:我看到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就叫《开着别克车抓小偷的百万富翁》。你自己的经济条件很好,可以去安安心心地去做自己的老板,干嘛想去参加这么一件事?
朱贤恩:就是充实生活。一般的老板有点钱了打打麻将、泡泡桑那,多的是。前几年好象大家都做生意的,这个正义的事情没人讲了,也就没功夫去讲,特别我30岁、40岁的时候正在打拼,就是打理自己的事业,要创业的时候。现在有点基础了,就回报一点社会。
记者:回报的机会会很多,为什么会选择抓扒手这样一个事情?
朱贤恩:这是做好事嘛。抓坏人这个事很纯洁,我是个男人嘛,应该有正义感。匡复正义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就很敬佩,我想也要做一个受人敬佩的男人。
解说:今天,参加反扒行动的队员都来自反扒志愿者大队三中队,他们的中队长是李信标,李信标是广东发展银行宁波支行的一名保安,参加反扒志愿者大队以来,已经成功抓获扒手60多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反扒能手,队员们都习惯地叫他阿标。
记者:是什么原因当时要去参加这个反扒支援者队伍呢
李信标:首先有自己一次切身的经历,被偷的经历。
解说:阿标是1995年武警退役参加工作的,在最初的几年中,阿标曾经找过好几份工作,却都没有稳定的收入。当时一家人为了生活,还欠下不少的外债。1998年,阿标在一家干休所跑外勤,拿着5000元公款去火车站买车票。却不料在公交车上被小偷偷个精光,这对当时月工资仅仅300元的阿标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记者:这五千块钱对于你们家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
李信标:真的,一下子手都发凉了感觉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个小偷实在是太可恨了,我们不去抓他们他们会去偷其他的人。
解说:大约7点30分左右,轻纺城站台上等候乘车的乘客逐渐多了起来,这时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可疑目标。
反扒队员:看这个有怀疑,淡蓝色的上衣,黄裤子的。看看他。
记者:他会是跟普通的乘客——
反扒队员:有明显区别的。不看来车的,就看人家腰里的手机、皮包。
解说:站台上的嫌疑人并没有觉察到有人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先后几次嫌疑人在乘客上车拥挤的时候也挤进人群,乘客上车后又退回到站台上,嫌疑人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队员们也只好耐心地等待着时机。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赶早班车乘车的乘客已经越来越少,嫌疑人也离开了站台,反扒队员们只好放弃了跟踪,到其它公交线路上继续寻找目标。
这天,反扒志愿者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程春明与队员陈忠兴、李建华一起,也在上路反扒,我们又赶到了他们的反扒地点。程春明是宁波市镇海县中国石化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加入反扒志愿者大队以来,已经抓获扒手60多人,是反扒志愿者大队收获最多的一名志愿者。
记者:说实话我们第一眼看到你,我没想到你是一个反扒的志愿者,因为在我想像可能去抓小偷应该是个子高高的。
程春明: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人高马大的,你往那儿一站,那小偷一定怕,所以我们去他不当一回事,所以抓到的成功率就很高。
记者:比较容易隐蔽?
程春明:比较隐蔽,对。
解说:已经临近中午的乘车高峰,程春明和两名队员也开始上车寻觅扒手。他们三人都是具有专业反扒水准的老队员了,每上一辆公交车,只需经过两三站,就可以确定车上有没有扒手,没有扒手他们就会下车转乘另一趟公交车。或者在乘客较多的站台上寻觅扒手的踪迹。而早在反扒志愿者大队成立之初,从一个普通市民变成一名专业水平的反扒能手,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警校毕业还不到一年的民警戚海伟成为了他们带队警官。
记者:当时像你作为一个老师,带着队员上路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
戚海伟:那时候队员都紧张。有一次上车以后,我要跟着小偷的。程春明那个队员太着急了,他找不到那个小偷了。他东张张西望望没找到,他就跑到我旁边挤过来硬挤过来的,把那个小偷还挤了一下,然后问我,他说戚警官,那个小偷在什么地方?那个小偷一听,戚警官?还有问小偷在哪里的?那小偷马上就下车走了。也是同一天,我抓了一个小偷,我们队员也上来帮忙。两个人抓小偷就差不多了,他也很着急跑上来。跑上来看都不看,见腿就抱,结果把我们抓小偷的那个反扒队员一掀掀起来。好了,小偷也倒在地上,我们抓小偷的队员也倒在地上,他自己也倒在地上,还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傻了,怎么回事?是不是小偷的同伙来帮忙了?
记者:那时候大家的心情很急迫?
程春明:很急迫,对。
记者:可能当时那个动作是不由自主的?
程春明:对。你控制不住的。那小偷往前面一冲,我们也冲过去了,控制不住。
记者:热情很高?
程春明:很高,但是成功率不高。
记者:那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也受打击了?
程春明:可能有些队员慢慢地热情就有一点下降了,还是有的。
记者:他们是不是也有一种落差?
戚海伟:的确有少数的队员经过我们培训上路以后,经过一个月的试用,他们自己提出来申请要退出,他们说反扒工作没有我想像当中的这样,太艰苦了。
解说:不知不觉中,整整一个中午过去了,程春明这个小组已经换乘了十几趟公交车,始终没有发现目标。根据经验,他们又来到了宁波市火车站的公交站台,由于这里的外地人比较多,因此也是扒手们经常涉猎的一个场所。
反扒队员:这个也像,肯定是。手上挂着个衣服的那个,穿深灰色的那个衬衣,掏耳朵这个,有个小的,拿着个布包,蓝白相间的运动服的后面,他已经瞄上这女孩了。
解说:在反扒志愿者队员的指点下,我们的摄像机很快就在站台上搜寻到了嫌疑目标。这些嫌疑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哪一趟公交车进站,他们都会随着乘客上车时挤来挤去,寻找下手的机会。公交车一走,他们又退回到站台上。他们手里总是拿着一件衣服、包、雨伞、手提袋一类的东西,每次准备下手时,就拿这些东西来做掩护,以便遮挡周围人们的视线。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耐心守候,我们的摄像机还拍到了扒手们下手扒窃的经过。
反扒工作要求反扒队员必须在扒手偷到东西后再进行抓捕,这样才能做到人赃俱获,才能使扒手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虽然我们拍到了扒手行窃的经过,可是扒手们却并没有偷到东西,队员们只好耐心地等待。已经接近下午4点了,程春明这个小组没有任何战果,而另外一组队员在中队长阿标的带领下,先后在好几条公交线路上寻找战机,也得没有什么收获。
记者:我们跟的可能是你们反扒经历当中的普通的一天?
程春明:对。一天就是我们经常是这样出来的。
记者:从上车、下车、走路,说实在的,到上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疲惫。
程春明:是。
记者:你们没有一点感觉吗?
程春明:那怎么说,累也是累的。为什么呢?扒手他也是来回走的,我们也得换地方,在不停地运动,可以说有时候,我们坐车的过程中也可能是突然就睡着了,太疲劳了。
李建华:有的时候我们吃饭也是盯着扒手,他到哪里,我们到哪里,盯的时间很长,也顾不上吃饭。有的时候中午一两点钟吃饭的也有,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钟吃饭的也有。
李信标:说真的是比较工作要辛苦。平时天不亮就出发了,要到晚上八九点钟结束。一天下来没有抓到扒手,真的感觉到很累,回到家里是一倒下就想睡了。
解说:眼看就到了傍晚的最后一个乘车高峰,两组反扒队员又选择了扒手经常作案的乘客出行的高峰线路,继续寻找目标。程春明这个组选择了宁波市一家大商场门前的公交车站。
记者:咱们去了亚西亚的那个车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都在上午的情绪当中没出来,还在怀疑能不能抓着,结果我看到了你的一个动作,很快就跑到那个车门那去了。
程春明:对。一到站台,哗一下感觉到有几个小偷在。
记者:你那时候意识到他们就要动手了吗?
程春明:那肯定要动手的。当时的时候,站台上面人很多。这个小偷个子不太高的,跟着个女学生就上去,我看那个女的很大意的,刚刚电话打过一样的就塞在这旁边的,他马上就挤上去靠近那个女孩子了。
记者:你决定跑上去的时候,你看到扒手是个什么动作?
程春明:扒手实际就是手拿回来以后,拿回来想撤退了,要走了。
记者:已经拿到?
程春明:拿到手了,对。
记者:在那一刻是最好的抓捕时机吗?
程春明:对,最好的。你再晚一点的话他就跑出去了。
解说:三名队员分别把两个嫌疑人制服,这时有群众拨打了110,很快110巡逻车就赶到了现场。
现场群众:可恶!
程春明:失主呢?手机呢?手机我们还给失主。
队员:失主上车走掉了。
解说:抓捕扒手最重要的就是人赃俱获,可是就在三名队员抓捕嫌疑人的时候,现场一片混乱,失主从扒手手中抢回了手机,并没有在现场停留,而是乘坐公交车离开了现场,这一下子就为队员们的取证工作带来了难度。此时,110民警得知情况后,立即开车去追那位失主,幸运的是,失主很快被找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