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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仅一字之差，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要弄清楚两者的差别，有一条捷径就是辨析“GDP”和“GNP”。

　　众所周知，GDP是一年当中本国(本地)国民和外国人(外地人)在本国或本地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总和，是各地、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GNP是一年当中由本国(本地)国民在国内外或(本地区内外)新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总和。

　　相当于GNP和GDP的异同，“浙江经济”概念立足点在地域，是陆域10万余平方公里和海域面积26万余平方公里的浙江省范围内，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创造的经济总量；“浙江人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人”，浙江是近4700万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创造的经济总量。

　　不管是否愿意承认，“浙江人经济”这个词汇的流行起源于一种“骄傲”之后的“焦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两件事情让浙江感到无比骄傲。一是浙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二是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0万浙江人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赚大钱。

　　直至本世纪初，尽管这种“骄傲”仍在继续，但是一种“焦虑”也开始蔓延。那就是：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经不再是当年“年初赤条条出门，年末腰缠万贯回家”——做的全是净赚的买卖。情况变为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带着资金、人才、产品、项目，离家出走。

　　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无不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有数据表明，自“九五”以来，浙江至少有3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个领域，居于首位。仅温州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亿资本流向外省市。

　　不仅跨省，而且还跨国。据统计，近五年来，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611个，是前20年总和的1.3倍，对外投资达1.42亿美元。据现有的统计数字，截至2002年年底，浙江已在10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081家。

　　企业和资本外流的原因无非以下几个：一是当地的环境恶劣，包括政府部门作风腐败、办事拖拉、社会治安险恶等；二是其膨胀的速度与当地资源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承载力发生矛盾，即饱和性外溢；三是与当地情况无关，单纯从节约成本考虑，接近更廉价资源地或者销售市场。

　　浙江企业的外迁，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带着“浙江这列快车到底还能快多久”的疑问，不少人把浙江企业外迁冠以“资本外逃”之名。用“资本外逃”而不用“资本外溢”，一字之差，道出不少真意。“外溢”是一种客观状态，而“外逃”显然另有所指。于是，“浙江人经济”就被许多人怀疑为浙江为避免尴尬而采取的对“资本外逃”的正面表述。

　　毋庸置疑，承受巨大压力的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感受是极其复杂的，不解、烦恼乃至怨天尤人。然而，人们在思考如何突破“成长的烦恼”时发现，流动性是资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禀赋。况且当资本的扩张欲望与所在区域的资源或环境发生矛盾时，其外溢也是不容回避的必然结果。充分自省之后，“浙江人经济”伴随着更从容、更辩证、更开放、更实事求是的心态，悄悄出现在浙江省各级领导干部的口头，并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浙江的领导干部终于有了放眼中国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