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在温州静悄悄地展开。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的到任，给历来由市场主导的温州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萧山模式”，在此基础上，过去习惯了无为而治的温州地方政府，则日渐展现其主导经济发展的力量和决心。

　　在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共产党人看来，个人对历史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但一位共产党官员的到任，却让温州这个地方着着实实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2004年11月16日，原杭州市委副书记兼萧山区委书记王建满取代任职仅两年半的李强，成为温州市委的新书记。这一职务变动，不仅成为温州人关注的重要事件，甚至成为国内媒体当时的重要新闻。

　　毕竟，作为中国民私营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温州以其过去十多年间的快速发展，在浙江省乃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形成了一种典范效应。“温州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不仅连着温州人的心，也牵动着全国人的眼球。”温州市委机关一位干部告诉《法人》。

　　人们至今还记得，对于王建满的到任，媒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一家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财经媒体在当时甚至借用温州一句谶语来表示对王建满今后工作风格的担忧，那句谶语的意思是：温州的市委书记，不管他是哪里来的，到最后都要被温州同化。这家媒体公开发问：“从萧山到温州任市委书记的王建满，会迷失在这个谶语中吗？”

　　“现在看来，不仅是王书记没有迷失，相反的是温州的发展道路正在他的影响下发生深刻的变化”，说这话的时候，温州市委机关那位干部非常自信，“如果说温州过去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带有自发性和机缘性，那么新的模式下温州的发展方向和轨道将更明确和科学。”

　　和这位干部一样，温州当地不少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王建满在温州所做的一切，是试图淡化过去温州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而借力政府，寻求更快的发展。

　　有为政府显现

　　从地域上看，无论是长三角整合，还是杭州湾开发，温州都很难沾上边。这使得近两年温州发展速度在浙江省内居于倒数地位。让温州人倍感尴尬的不仅是速度的放缓，更重要的是温州在浙江的政经地位似乎渐趋下降。

　　大约从2年前开始，慢慢清醒的温州开始加速，频频出招以期获得突破。

　　当时，王建满的前任李强就为温州提出了“一港三城发展战略”，即建设东南沿海大商港，建设国际性轻工城、建设最具活力的开放城市、建设滨海山水文化名城。

　　与此同时，温州提出实施“百项千亿工程”，意图吸引资本要素回流，中瑞、中驰两大财团的成立，就为该项政府“工程”作了很好的注解。温州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突出港口、强化交通、主抓能源、突破围垦、完善水利、提升园区。市府提出，从2003年起到2007年，温州市将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吸引1500亿元民间资本的投入。

　　行政管理方面，市政府则开展政府效能革命，改善软环境。温州资源缺乏，原有优势逐步弱化，民间创业热情虽高，但对发展环境不很满意。为此，市委提出实施“四条禁令”及“三个一律”：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有群众投诉的一律追查到底，违反规定的一律严肃处理，效能建设不力的一律追究领导责任。统计数据表明，这项“效能革命”至少让温州148名市直机关工作人员受到了行政告诫、降级、降职、撤职和辞退等处理。

　　这一系列战略的实施，让人们看到了温州政府角色增强的端倪。2004年底，随着王建满的到任，温州加强有为政府的态势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招商引资

　　在旁人看来，温州也许缺很多东西，但唯一不缺的就是“资金”，这一观念在过去长时期内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温州的发展模式。即便到了2004年中，有关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的新闻仍然充斥于媒体，以至于强化着人们的一种认识：温州有的是钱。

　　这种观念被王建满彻底打破了。2005年春节后，温州市委在新年的第一个全市千人大会上明确提出，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增幅要达到50%。这句话标志着长期作为民营资本输出地的温州，将努力成为资本吸纳地，借用外资拉升产业层次，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中提升综合实力。

　　其实，早在2005年春节前，温州市委就提出2005年要重点“解三难、打三仗”，其中的两个“难”就是产业“低、小、散”难题和招商引资难题。随后在温州市“两会”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赢得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普遍认同。2月19日至21日，温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率领百人考察团，前往上海松江、苏南等地重点考察招商引资工作。观察人士认为，温州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动作都在印证一个事实——温州将转变发展模式，打响一场开放型经济硬仗：

　　以内源型经济为特点的温州，如今已经拥有了丰裕的民资和独具特色的轻工产业，但产业层次相对较低，开放型经济相对滞后。温州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才能引进国内外资本、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理念和更大的国际市场，拉升产业层次，促进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

　　或许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在招商引资大会上说：“关起门来搞调整是死棋一盘，温州必须通过招商引资做增量，加快开放走活棋。”

　　温州招商引资最大的优势可能在于温州有为数众多的充满活力的民企，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集群和物美价廉的产业配件，以及各自成型、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这些可为外企提供良好的配套。

　　王建满在任杭州市萧山区委书记期间，是个“招商引资高手”，观察人士据此认为，温州如果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很可能会克隆萧山模式，具体做法可能是：由政府出面协助当地民营企业找跨国、跨省大公司洽谈合作。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主力军作用，推动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实现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内源性经济与外源性经济“两轮驱动”，从而推进经济快马加鞭。

　　这招“以民引外，民外合壁”的引资战略其实就是王建满的绝招，同时也切合温州的实际需求。近几年来，温州一直被如何及时进行产业升级，民企如何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摆脱家族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困扰。而以民引外，让外企嫁接在民企上，民外合壁，无疑会从外因上来助推民企改变家族制，迅速做大做强，同时，促使温州本地产业及时升级，向技术密集性和资本密集性企业过渡，发展高技术产业和适合温州实际的重化产业。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温州的经济发展以民私营为主，政府干预极少。一位温州市民承认，温州的政府是全国罕见的“软弱政府”，温州企业家们的行为，很少受政府干预，却和市场变化紧密相连。不过，现在实施的“以民引外，民外合壁”引资战略实施，却需要政府实实在在的推动。显然，引资之举很可能改变温州市府一直被外界视作软弱政府和无为而治的形象。

　　人们能够强烈体会到的是，加强政府力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外向型经济，无疑会改变温州民企一枝独秀的独大状况，使温州经济向内外并重转移。而这些措施有很能改变温州以市场主导为灵魂的温州模式，从而向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以招商引资为发展动力的新苏南模式靠近。

　　苏州或与温州殊途同归

　　就在温州紧锣密鼓实施改革的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苏州也不约而同开始变革。

　　从统计数据看，尽管随着2004年的苏州经济一路高歌，GDP总量首超深圳，新苏南模式发展到了极至，但这仍然掩盖不了新苏南模式的致命伤——苏州的GDP和政府财政收入都上去了，但老百姓的口袋仍是鼓不起来。在苏州，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利润大头被外企拿走，而苏州人拿的只是一点打工钱。

　　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在同等GDP规模的上海，人均收入却达到2万多元，甚至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市民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

　　这一叫好不叫座的发展模式广受外界批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即公开质疑其为“只长骨头，不长肉”。事实上，在长三角15个城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行榜”上，苏南的6个城市每次都是全部垫底。

　　有人分析了苏州过去的发展模式后认为，苏南除了接受上海的辐射优势，还以低廉的土地、极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全天候的高质量服务，为苏南招商引资获胜奠定了基础。但这种政策主导的发展模式却在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开始出现危机。从2004年下半年起，依靠外力和政府强势推动的苏州出现了边际生产力递减和外部投资“断奶”的状况。

　　2004年8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江苏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下降了两成多，合同外商的直接投资也下降了3.2%，这对以吸引外资发展本地经济的苏南来说，是一个不详的信息，这也促使苏南将发展的重心开始转向向民营经济，以求得内外并重。

　　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提出了“富民政策”——“把富民放在发展中的优先位置，努力建设一个不含水分、人民得实惠、老百姓认可的全面小康。”此后，江苏高层从浙江考察归来，想出了富民运动的具体方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2004年初，苏州市政府下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市委、市政府决定加快构建民营经济“三足鼎立”格局。之后，苏州工业园区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38条”，从税收、政策等方面对于民营经济兴办第三产业、发展高科技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等给予有力支持。

　　据苏州市统计局提供的今年1至10月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经济类型分类统计的数据，这一时期内，苏州私营个体投资376.8亿元，增长38。2%，私营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市19%的速度，苏州私营经济开始显示活力。

　　2004年前三季度，江苏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及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政策效应显现，民间投资呈现总量攀升、增速加快、比重提高的态势，并占到了全社会投资的50.5%，同比提高7.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首次成为主导力量。

　　经过一番整合，以外资经济领先工业化的“新苏南模式”，开始转向加强市场力量，通过政策导向市场，积极发展民营经济，苏州走上了“内外并重、富民优先”的新路。

　　有人评价，温州在改革中强化政府导向，而苏州则从原来的政府引导中增加了市场的因素，这种“新苏南模式”与正在转型中的温州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