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卡”优惠就医、合作医疗蓝本看病、夜间电话请乡村医生上门服务……在金华地区，近年来推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户家门口的卫生院建设得像城里的医院，清新、优雅、舒适，越来越多的农民看小病不出村，并免费得到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一系列服务，生命素质得到提高。

　　实施“农民健康工程”，近期我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关于城乡和谐，与农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近期目标。记者日前赶赴金华地区、义乌市各乡镇，走访了当地农民，对他们就医看病状况进行了调查，看到了我省农村公共卫生工作逐步推进的一个缩影。

　　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在步步推进，但远水难救近火，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收入不高的农民，已因病致贫的农民，他们一旦遭遇健康问题时，再度生病，流露的选择仍然是无奈的……

　　就医怎一个“难”字了得

　　眼病六七年从未看医生

　　家住义乌偏远山区的农民施春生，今年51岁了，他没读过书，至今不识字，平日里靠务农过日子，一年的收入还不到1000元。因为没钱，51岁的他没娶媳妇。六七年前，他和平时一样在田里干活，可突然眼前一片模糊，扑坐在地上。他心里很害怕，但又叫不到人，坐等了两三个小时后，他的眼睛又奇迹般地复明了。他赶回家，看到70岁多病的老母亲，一句也没提刚才的事。六七年过去了，他的眼睛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忽明忽暗，可他从来没去做过检查。离他家最近的村卫生室也要赶30多公里山路，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车。

　　记者在访问他时，他无奈地说：“上医院路上要花钱，在医院看病也要花钱，反正每次看不见了，我就坐在地上等，总是会好起来的。”如果有一天他再也看不见了，靠他抚养的老母亲怎么办？当记者问及他这个问题时，他一脸的茫然；我们又提出，在杭州给他找个好医生，治好他的眼病时，他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种激动，而是很吃惊地告诉我们：“这么远，花不起那个钱，我不去！”

　　精神病儿子被锁床上

　　在义乌上溪镇的上楼村，60多岁的傅家两老孤独地住在除了床、桌、椅以外，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粉刷过的破旧屋子里。这两位勤快的老人每天在田里忙活，但所有的收入都给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用来治病了，“更多的钱赔给别人了。”原来儿子一发病就要打人砸东西，一个没看住，他就跑到别人家中。每次送去医院治疗，刚有所好转，他们就没钱了，只有带回家自己“照看”。无奈之中，老人只有把儿子用铁链子锁起来。孩子发病的时候，大喊大叫，还不停地挣扎，粗粗的铁链勒破了他的衣服，也勒伤了两个老人的心。

　　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老人好多次都心软，但又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替儿子赔“伤人费”让他们赔怕了。就在他们对生活无望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去年，义乌市市政府颁布了对精神病人统一供养的方案，费用全部由政府埋单。儿子被送进了统一管理、供养的地方，得到了政府的救济。可对于两个老人来说，他们虽然卸掉了包袱，但一贫如洗的家境，让他们对老年的生活充满忧伤。

　　大病致贫身陷困境

　　磐安县高二乡小柘坑村村民叶长根，原先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小康之家”，然而由于先后发现患上“腰间盘突出症”及“中晚期胃癌”，共花去医药费近10万元，一家人的生活因此难以为继。磐安县方前镇横路村施先叶因儿子患上白血病，至今已花费医疗费10多万元，负债额达8万元，全家因此陷入生活绝境——在金华地区，还是有许多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因为疾病陷入了困境……

　　乡间卫生院很温馨

　　中间挑空、阳光落地的门诊大厅，两人一间带卫生设施的病房，可以躺着边看电视边挂盐水的输液室，带宣教的预防接种套间……位于义乌东北部的苏溪镇，有个政府财政补助、多方筹资的达2000万元建设的中心卫生院。除了镇上的居民，它每天接待的是来自周边69个行政村的村民。良好的服务和医疗使它近3年的门诊量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目前它已跻身全国200强卫生院之列。

　　因为有了这么一家标准化的卫生院，去年69个村60岁以上的农民也像城里居民一样接受了套餐式的健康体检，结果发现有60%的老人患有高血压；对特困的农民，该卫生院提供极其优惠的“仁爱卡”，使几百户低保户、特困户都得到了医疗救助。

　　兄妹十年为农民看病

　　金华卫校毕业的黄露萍兄妹俩在村卫生室一干就是10多年。这幢四层的卫生室，底层是诊室，楼上就是他们的生活区。尽管与分配在城里医院的同学相比，他们医疗技术落后了一大截，收入也没法比，但兄妹俩还是很“知足”——“村里的老老少少我们很熟悉了，能给他们治个头痛脑热，生个小毛病不用跑远路，都说看病方便，我们还是很高兴的。”由于他们的医疗服务很规范，去年政府一次补助了他们5000元，村民的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工作也部分由他们承担。前段时间，村里一批孩子由父母带着就近在这家村卫生室服用糖丸，预防脊椎灰质炎。

　　拿出36元大病救助医疗

　　60多岁的农民张勤昨日第一次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赶了20多公里路来到苏溪中心卫生院看病。“我的母亲从来不看病的，可是前几天胸闷气喘，难过得挺不住了，不得不来医院。”张勤在门诊的走道上把心电图、B超等检查报告拿给我们看，“医生说发现了心脏有病。我会带母亲去金华的大医院治疗的，不过可能要花近万元。”当他一脸犯难时，当地卫生院的医生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他的母亲参加了合作医疗，今年年初自己拿出了36元，现在门诊看病超过500元就可以报销20%，如果住院，可以不断提高报销比例，只要不超过3万元，起码有30%可以报销。这种新的农村合作医疗项目，让金华地区80%像张勤母亲一样的农民生大病时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数据

　　因病致贫最高达50%

　　金华市卫生局对磐安县方前、尚湖、深泽、尖山等6个乡镇30多个村，共1066户农户发放问卷3200份。其中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户占总贫困户的比例普遍为30%，有的甚至达到了50%。在接受调查的1066户农户中，一年能承受1000元医药费的农户仅为281户。

　　4成农民有病不看

　　金华市卫生局在1998年、2003年对当地农民的两周就诊率进行调查。调查显示，1998年，有病不就诊的农民分别占总调查人数40.6%，2003年，有病不就诊的农民人数上升到了48.9%；而有病不住院的农民人数也在不断攀升，1998年为19.9%，到了2003年，有病不住院的农民人数上升到了29.6%。

　　-忧思

　　一位乡村卫生工作者如是说

　　农民太需要“赤脚医生”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一位老卫生工作者，他叫颜达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农村当过乡村医生，做过院长，当他上任金华卫生局领导岗位时，一直负责农村卫生工作。今年58岁的他，说起农民的医疗问题，谈起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这个跟农村结了缘的老卫生工作者，总也有说不完、理还乱的浓浓情感。

　　“我觉得，现在的乡村医生和我那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颜达民回忆道，“我在乡里当医生的时候，遇到血吸虫病肆虐，为了血防，我白天，去农民的家里给他们做检查、搞预防、宣传，晚上，我就睡在村里的礼堂里，这一住就是一个星期。现在很多乡村医生一个月也不到农民家里去一次，跟农民离得越来越远了啊。”

　　在颜达民30多年的乡村卫生工作生涯里，有一个从贵州到金华打工的20岁女孩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新。那还是七八年前的事情，这个贵州女孩因为肚子痛，去医院配了点药，因为实在太穷了，她只能买一餐的药，等有钱了再买一餐，3天后，这个和他儿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去世了，而死亡的原因竟然是腹膜炎。说起这件事，颜达民至今仍很激动：“她才20岁啊，我当时3天都没合上眼睛，我们的农民太穷了，腹膜炎不是大病，我们居然眼睁睁地看着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凋零了。”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颜达民开始走村入户进行调查，农民兄弟小病扛、大病熬，熬到没法才治疗的现象俯拾皆是，而在农村“大病无力治，睁眼坐等死”的凄然场面也是时有发生。面对如此痛心的现状，1997年，颜达民等一批卫生干部配合政府的决策、举措，开始着手打造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他有一个梦想：构建一张农村医疗网络，让农民小病不出村，大病及时治。他觉得，守着乡土的农民最需要的是知根知底，能用最便宜、最便捷的方式治好病的乡村医生。

　　颜达民告诉我们，有位尽职尽责的联村医生总是让他想到当年的自己。在金华浦江的山区，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身患心肺病又感染了老慢支，她的三个儿子翻山越岭，把老太太从山上抬到了城里的一家大医院，可医生看了却摇头，劝他们把老太太送回家过几天好日子算了。绝望的儿子们又把老太太抬回了家。儿子们不忍心看着老人离去，翻山找来了乡卫生院的联村医生。这个联村医生仔细问诊之后，每日坚持走上好几里山路给老太太治病，慢慢地老太太的病居然奇迹般地被控制住了。2003年的一天，颜达民去那个村，见到了这户农民，老太太脸色红润，生活也能自理了。“这样认真责任的乡村医生不多见了，因为收入低，有的村原来有六七位乡村医生，现在就剩下一人了。而我们的农民需要零距离的‘赤脚医生’式的上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