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喜讯从北京传来：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杭州严官巷南宋遗址从各地送选的21项考古新发现中脱颖而出，入选“十大”。“这次的评选现场格外激烈。”严官巷南宋遗址的考古领队杜正贤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就严官巷南宋遗址为何脱颖而出的问题采访了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主持人徐苹芳。徐先生认为，严官巷遗址是南宋临安城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丰富杭州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杭州市民的人文素质和文物保护意识都具有积极意义。

　　南宋临安城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封闭式的里坊布局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布局的一座典型城市。严官巷地处南宋临安城遗址的核心地带，与南宋皇城遗址、太庙遗址和三省六部遗址毗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杭州不像西安，是古今重叠式城市，进行考古发掘非常不容易。杭州城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老地名，这与《咸城临安志》内的地图标示基本一致，如果能把这些点连成片，完全有可能恢复临安城。而此次严官巷遗址内发现的800年前的御道，是南宋皇城的中轴线。此外，临安城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非常高，它代表的是东方城市的魅力，杭州旅游久盛不衰也和它有非常大的关系。

　　经了解，与严官巷南宋遗址一同申报的良渚文化最大墓地——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则未能如愿入选。

　　据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1年，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等主办，迄今已连续举行了14年。由全国著名考古学家所组成的评委会，经无记名投票，总共评出了140项最有影响的考古新发现，忠实地记录了10余年来中国考古界探索、奋进的旅程。

　　争夺

　　各省市纷纷上京“游说”

　　昨天下午，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投票，来自中国考古界的10余名资深专家现场评选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在此前，获准进入“决赛”的各项新发现的考古队长已进行了25分钟左右的学术报告，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考古发现的内涵与意义。

　　据了解，“十大发现”的申报主要有单位申报和专家推荐两种形式，其中专家推荐主要以《中国文物报》上的公开报道为依据。为了这一荣誉，全国各地的考古界竞争很激烈，有的省市专门派人到北京游说；有的省市为了保证能评上，避免自己内部的项目之间“打架”，还专门由省文物主管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调控。

　　主持评选的也是元老级考古专家，“不敢说没有‘要奖’行为，但评选没有商业性，还是公正的。”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考古专家说。

　　徐苹芳称，此次评选标准有两大“硬件”，即法律程序须合法，发掘过程必须按正规科学程序。因此，对于没有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评委会将严格把关，坚决把这些项目拒之门外；对于因施工等突发原因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也要补上国家文物局发放的发掘“执照”才能参加评选。

　　回顾

　　严官巷遗址保下来不容易

　　为配合杭州市万松岭隧道东接线(严官巷段)的道路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于2003年12月—2004年8月对严官巷的南北两侧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1200余平方米，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御街、御街桥堍和桥墩基础、道路、殿址、围墙、河道、石砌水闸设施以及元代石板道路等重要遗迹。严官巷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南距南宋皇城约400米、北距南宋太庙遗址约100米，是一条长不过200米、宽约5米的小巷(详见本报2004年2月13日报道，《南宋朝廷高官在严官巷上班》)。

　　事实上，这样一个重要考古发现正好撞在即将通车的万松岭隧道出口处，一方面，隧道投了3000多万元，马上要通车；另一方面考古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历史遗迹，必须保护，并可以申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关键时刻，本报独家头版头条报道呼吁对该遗址进行保护(详见本报2004年7月13日《御道挡了隧道到底该谁让路》)。

　　杭州市政府历来重视文物保护，不久后，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等领导及专家一行再次来到万松岭，考察了隧道建设现状。王国平当场表态：“隧道要通，文物要保，要做到两全其美。”

　　徐苹芳说，像杭州这样的古今重叠式城市能够把遗址保下来非常不容易，它是中国城市建设中文保的典型代表。

　　目前，严官巷南宋遗址保护方案正在修改中，遗址不久有望对外开放。

　　追问

　　非政府奖吸引人的背后

　　“十大发现”尽管没有物质上的利益，但是影响很大。杜正贤说，“十大发现”的评选是民间性的，不是政府行为。但是由于中国考古学会代表了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平，因此这个非政府奖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影响。

　　而有专家表示，被选入“十大”的考古项目，将会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资金方面也将倾斜，很多文物政策也能得到落实。这也是该奖没有奖金，但颇受追捧的原因。

　　杜正贤说，入选“十大发现”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对当年度重要学术成果的一种社会化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文物工作的促进。当然，评选有时候还带有一定的运气和偶然性。他认为，“十大发现”的评选对提高文物保护意识、普及文物知识以及考古走向大众化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