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搞一个以某种产品闻名的中国城市知名度“十大排行榜”，那么必有一个城市将毫无悬念地登上榜单，并名列前茅。这个城市是温州。

　　温州鞋商几年来不断“制造”涉及国际贸易的类似纠纷，这些纠纷在提升了温州鞋“知名度”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从而使得人们对它关注时的心情比纠纷本身更复杂。“温州鞋”也许是“中国制造”的典型代表，解决了“温州鞋”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制造”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种说法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温州商人平静地承受着来自市场的各种压力。然而，他们在承受压力的同时，也在给他人制造着压力。“温州人走过的地方，草都不留。”一位年轻的温州电器制造商夸张地说。他指的是在最完善、最廉价的产业配套和人力资源的支撑下，将成本压到最低限度的温州人绝不会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留下太多的利润空间。而“草都不留”的做法曾被外地同行以恶意竞争为由多次告上法庭。这使得温州人的精明濡染了些许贬义色彩。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温州商人都走低价这条现在看来又老又危险的路。康奈在温州鞋业中已经算是出人头地了。据说，在国外，康奈陆续将专卖店开进了法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尽管与国外品牌鞋相比，康奈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依然很低廉，但重要的是，与大部分在低层空间激烈厮杀的国内同行的距离已经拉开了，它甚至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设计和产品宣传上。这似乎让人看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化的影子。

　　当国内不少学者试图以康奈的成功批评本土正在低价竞争的企业，想让他们放弃古老的“温州模式”，走品牌化道路的时候，一位温州鞋商提出质疑说：“你知不知道它(康奈)投资了1亿元来改造生产线？如果我有1亿元，我当然也会做真皮不做人造革，也会用进口设备不用国产的。谁不知道档次越高利润越大？可问题是，在有1亿元之前，我除了拼命提高产量之外还能怎样？”

　　不把“量”做大，如何积累做“质”的资本？提升的渴望和现实的制约煎熬着温州商人，也煎熬着“中国制造”。像温州鞋业一样，许多中国企业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的选择是加快往俄罗斯、东欧、南美等低档市场发货的速度。在他们眼里，“高端”、“品牌”，这些现在想都不敢想的词是用钱堆起来的。“现在美国标准高，市场不好进，而欧盟马上也要反倾销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拼命做，拼命赚。”温州商人如是说。

　　不可否认，目前从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攻城略地的商品，都为繁荣全球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西方世界，感受到“中国制造”的冲击波的人不少，对其由衷佩服的人却不多。盖因“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在于价格低廉，而这低廉的价格并非出自技术革新，而主要在于其廉价劳动力。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大软肋。另外一个问题是环境保护。英国《金融时报》曾经算过一笔账，如果中国的工厂都按国际标准实施环保措施，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丧失殆尽。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使我们的商品所能得到的服气指数极为有限。

　　有人说，温州鞋在海外的诸多遭遇对“中国制造”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它们在警告中国制造业：如果还把主要精力放在低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以后遇到类似的民间和政府壁垒将会更大、更频繁。同样是中国制造，李宁牌服饰成为西班牙男篮的赞助商，而温州鞋企始终在贸易纠纷容易出现的低端市场徘徊。毫无疑问，“中国制造”的出路在于品牌的打造和建设，而不是狂打价格战。低价竞争的温州模式不改变只能是伤痛不断，中国本土企业必须品牌化，品牌必须国际化。

　　持以上说法的人不在少数，但很少有人能真正站在温州鞋商的立场看问题。或者说，站在耐克的立场，谁都会发现温州鞋的问题；但站在耐克成名之前的立场看问题，站在它“有1亿元之前”的位置看问题，感觉会明显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