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索罗斯。这个美籍匈牙利人在中国实在太有名气了，名气甚至超过了另一个美国人格林斯潘。按照马哈蒂尔等人的说法，正是由于索罗斯看准了东南亚经济的弱点，利用其庞大的量子基金狙击东南亚货币，最终引发了亚洲金融风暴。每个亚洲人一想起上世纪90年代末的这场无形的风暴，都会感到椎心之疼，因为它的暴虐、威力和经济毁坏力实在可以和一场战争相比拟。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把索罗斯叫做“金融大鳄”，从这个不无血腥的名号中不难看出，人们对索罗斯这位投机家的心理认识有多么复杂：既憎恨又敬畏，同时带有几分羡慕。

　　再说温州炒房团。自从某位学者对温州炒房团提出公开的批评之后，这个新词组立即变得炙手可热，一度传出消息说，温州市政府对炒房团叫停，不过近来一段时间里，替温州炒房团辩护的言论多了起来，意思大抵是说，温州人炒房是一种正当的投资行为，无可厚非，政府如果出面叫停就是一种越位，还有人声称温州炒房的资金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是地价的拉动。这些辩护的用意当然是好的，是出于对泛道德倾向在经济领域再度现身的不满，也担心政府的过度干预压迫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不过，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辩护是虚弱的，也站不住脚。

　　三年前，索罗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金融市场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他只是按照规则来玩。他说的当然是实情。正是由于投机行为的合法性，所以，即使索罗斯等人对世界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各国政府也拿他没办法，要想对抗索罗斯，只能运用经济手段。与此相同，温州炒房团从法律角度看也无可指摘，对它进行道德指控更是可笑，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

　　先对枯燥的数字加以分析，如果说温州炒房团用于炒作的资金接近千亿属实的话，这是什么概念呢？它近乎一个中国大城市所有居民的年度可支配收入的总和！根据统计，去年我国十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一万零四百四十八元，再假设某个城市的居民总数约为一千万，那么，他们整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不过千亿左右。用这样的资金量全部投向房地产业，甚至是投向三两个城市的房地产业，怎么能说它是九牛一毛呢？即使以100亿的资金投向上海这样的城市，也能以5000元的平均价格买下两万套住房，这样庞大的“需求”绝对不可能不对房价产生拉升效应。所以，忽视和低估温州炒房团的作用并不是理性的态度。温州炒房团提供的虚假需求不但刺激了房地产商，为他们提供了涨价的证据，也让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适度干预变得“于理不合”。而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投机基金与开发商的“合谋”必然损害城市居民的利益，迫使他们不得不拿出一生的积蓄来购买住房，而他们的血汗钱则加速流进了富人的腰包，这对整个社会孜孜以求的公平无疑是个讽刺。

　　问题这还没完。据新闻报道，温州人用于炒房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的积蓄，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症结。2003年度，我国房地产到位资金累计为1.31万亿元，其中国内贷款为3125亿元，这还是个保守的数字。造房用的是贷款，买房用的也是贷款，炒房用的还是贷款，而且还不知道这些贷款流出银行的程序是否合法，这样的市场如果不能称作泡沫的话，还有什么是泡沫呢？

　　有人分析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时说，东南亚地区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裙带金融的问题非常严重，银行管理几乎失控，贷款不透明、不合法的现象比比皆是，正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灾难。今年年初，索罗斯还告诫说，“中国资产已出现泡沫，不容易找到投资工具”，他说的话也许未必对，但是对比温州炒房团的大量资金进入变现性能很差的房地产市场，再联想到裙带金融的问题，难道我们不该由此产生一点警惕的念头吗？

　　政府出手叫停温州炒房团也许没有法律依据，但至少应该查一下他们炒房的贷款从何而来，他们有无变相成立基金的嫌疑。如果政府对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投机现象视若无睹，如果建筑市场的监管部门对待房价虚高无动于衷，甚至还为房地产业的“繁荣”而沾沾自喜，那么，名目繁多的炒房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中国经济的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