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冶清，是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些年，为职工维权的“义乌模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朋友见面，经常遭遇这样的调侃：你们现在可风光了！其实，在我的内心，为职工维权，是工会工作者的责任，但有时候，它又是件不折不扣的“苦差事”。
但苦中有乐。看到冲突的劳资双方握手言和，职工得到与付出相当的所得，我觉得自身的个人价值和能力也得到了最直观、完整的体现。每当这时，我感到无比地开心。
我2000年5月进入义乌市总工会，一起参与了职工法律维权中心的筹备工作，由于义乌市现有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近年来每年发生的劳资纠纷、劳动争议都在1万起左右。因为职工维权成本高、维权渠道不太通畅等原因，大量劳资矛盾得不到及时处理。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提出要成立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很快就得到了市总同志和市有关部门的认同和批准，2000年10月，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挂牌成立。我有幸成为职工维权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原本对法律并不精通，但为职工维权，要求我们必须熟悉和精通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如今，我们协会的4个人都考取了仲裁员的资格，我自己还在参加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和《行政法》等主要课程都通过了考试。涉及劳动关系的法除了《劳动法》之外，还有许多劳动部的部门规章以及劳动部的电话答复稿等，要对这些浩瀚的法律条文非常熟悉，才能在为职工代理官司时做到游刃有余。
其实，在劳动纠纷的处理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是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这个角色决定了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两头受气，有的时候甚至会挨骂。涉及劳资纠纷问题，往往不能一蹴而就，对此，许多当事人并不理解，满肚子的怨气就会发泄到我们身上，怪我们官僚、推诿。而我们呢，一次次地与老板们联系，约他们来解决问题。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深入工地和厂里去寻找老板，核实情况，并做调查笔记。记得有一次，我帮一批建筑工人追讨工资，跑到工地上去找包工头，磨破了嘴皮，后来好不容易要到了一部分工资，当天就发给民工，但没拿到工资的民工不干了，不许我下班，饭买来了，也不许我吃饭。我掏心掏肺地为民工们办事，然而他们却不理解，有时候，我真的会感到有点委屈。但从他们的角度想想，他们是无奈的，对我们满怀希望，也就无怨无悔了。
很多老板也对我们不理解，更多的是觉得我们不通情理。义乌一位方老板的儿子小勇与一个来自安徽的打工妹小娟谈恋爱，但是方老板嫌弃她是农民工，一直不同意这桩婚事。后来，小娟以强奸为理由把小勇告了。在批捕令下达之前，律师无法与小勇见面，也无法核实细节。方老板希望小娟能留在义乌，希望能说动小娟撤诉，因此，他扣下了小娟的3000多元工资。
小娟找上门来，向我们求助。我们就又做了一回“中间人”，让方老板将3000多元钱交给我们，又劝说小娟过几天再走。但是小娟执意要走，我们认为这工资是她的劳动所得，不能扣留，因此就把工资给了小娟。方老板一家于是十分恼怒，找上门来“理论”，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就是职工的代言人，没有任何理由扣留职工的合法所得。好说歹说，终于才说得他们消去了怒气。
“工会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70年前，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形象比喻，至今仍是我们每位工会干部信守的理念。因为我们深知，工会工作者只有尽心尽力为职工服务，维护职工权益，才能不负职工的重托。
近年来，我们“中心”在义乌市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办得红红火火。中心成立4年多来，共受理投诉案件3100多起，办结2800起，调解成功率达91%；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10多起，诉讼代理110多起，阻止和化解群体性恶性事件近30起，共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9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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