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战争年代，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义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建了抗日武装第八大队和坚勇大队，开辟了拥有面积1000平方公里的金、义、浦、兰抗日根据地和850平方公里的诸、义、东抗日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光辉的革命篇章。

　　最近，记者走访了在义乌的部分第八大队和坚勇大队的老战士，听他们讲述战争年代的经历，让我们更真实、更真切地感受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地下通信员的故事

　　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我与日、伪、顽三角斗争的条件下，情况复杂多变，通信工作十分重要。在义乌农村如今还健在的老党员中，许多当年都是从事地下通信工作的。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对组建和发展第八大队和坚勇大队，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今年86岁的傅关美是义乌市大陈镇溪后村人，当时是坚勇大队的通信员。

　　1944年春，奉坚勇大队之命，我要把信件送至苏溪镇的有关人员手中。在行至新新工作片的某一山坡时，远远看见日本鬼子正从前方走过来。开始我想隐藏起来，但已来不及了，鬼子发现了我。既然已被看见，跑显然不行，于是我连忙走到一凹处，趁鬼子还未赶到，立即把密信埋在地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走去。这时，鬼子已飞快地追到跟前，一路吆喝。我就说自己是走亲戚的。鬼子不相信，开始搜身，但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只得放我走。

　　为坚勇大队送信的时间一长，这样的经历就多了起来。外出送信时，除了遇上日本鬼子，更多的是被特务大队抓住。为了隐蔽，我往往把密信用针线缝在鞋内。有一次，党组织又派我去送信，我就把信缝在鞋内，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挎着一个包袱，悄然出发了。谁知走到半路上，就遇到了特务大队。他们拦住我，厉声问：“你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到娘家去。”我不慌不忙地回答。他们打开我的包裹，没发现可疑之处，就开始搜身，连小孩身上的衣服也解开搜查，结果他们仍一无所获。

　　吴璀流，1918年11月出生，上溪镇和平村人，时任第八大队通信员。

　　我当年送信的主要任务是与畈田朱地下党组织联系，3个人一组，如果有任务，我们一般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通知到。

　　吴店时常会有日本鬼子来骚扰，因此我们送信的人都要冒着生命危险。1944年的一天，我送信回家，端起饭碗正要吃饭，就听到鬼子的敲门声，我知道情况不妙，连忙跑到隔壁的伯伯家躲一下。不料刚从后门跑出，就被两个鬼子看见，他们立即追了过来。这时，我急中生智，躲进了伯伯家的猪圈里，但鬼子还是找了过来。伯伯家的猪圈内光线很暗，鬼子照着手电，探头探脑，发现里面“没人”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伯母回家告诉说，外面起火了，鬼子抓不到人，就在外面放了火。于是，我就从屋顶爬出，先在屋顶躲一会儿。当时外面正下着雨。不久，我叫伯母到外面去看看有无放哨的鬼子。一看没有，我就披上蓑衣，向塘西桥方向跑去，终于逃出了鬼子的包围。

　　自卫队员的故事

　　在1944年秋，革命根据地内除了有农抗会、妇抗会等群众团体外，还普遍建立了群众武装组织——抗日自卫队。自卫队是直接发动群众组建起来的，是一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凡年满18岁至45岁的青壮年，都可以报名参加，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维护社会治安和传递情报等。这些群众自卫武装组织，一直伸展到敌(伪)据点附近。只要敌人出动，自卫队即可发现，将情报传递到附近的联络站，转送到大队部。自卫队的普遍建立，为第八大队提供了雄厚的后备力量。

　　余樟富，1921年9月出生，1940年8月9日入党，上溪镇溪华村人，时任溪华自卫队副大队长。

　　我在自卫队时的主要任务是张贴标语，宣传革命思想，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张贴标语要是被敌人发现，是要杀头的。我们就趁天黑或敌人不注意时去做。

　　当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次去放哨时发现敌情，救了百余名战友。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天凌晨，我们大队正在开会，我带上一名队员，到上溪上白塔塘村口去查哨。因没有看到哨兵，我便走到村口去巡查，结果发现四名身穿便装的陌生男子正悄悄地朝村里走来。我连忙大喊一声：“谁？”对方没有应答，反而加快速度朝我冲来。“不好，鬼子偷袭来了！”因当时没有带枪，我只好转身跑了约一公里的山路，通知大队队员和村民紧急撤退。

　　大队撤退不久，大批的日本鬼子就从四个方向向村庄包围过来，但扑了个空，气急败坏的鬼子就放火烧掉了溪华等9个村。后来得知，那四个便衣是鬼子的先遣队员，幸被我们发现及时通报，否则溪华自卫队就危险了。当时，共有100余名战友在开会。后来，金萧支队领导还专门为此赶到溪华为我授奖。

　　陈关顺，1919年10月出生，1944年7月入党，义亭镇枧畴人，时任黄山自卫队队员。

　　我们当年所在的自卫中队共有30多人，但只有几支步枪、手枪。中队长为陈中申，指导员是一名女性，叫王颖，都很年轻。由于我们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日寇对我金、义、浦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

　　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和自卫队员，除了维护当地社会治安、配合部队作战，收集和转送情报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1944年8月，上级领导派我到国民党部队去当兵，钻进敌人内部，以摸清国民党部队的情况。我在国民党部队当了一年多的兵，除了为我方提供有利情报，还积极做国民党部队官兵的思想工作，当时，我在国民党部队还当上了班长……1949年2月，我回到共产党的队伍，所在连的连长也带着队伍脱离国民党，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战士的故事

　　第八大队和坚勇大队在打击敌伪顽、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义乌市的部分老党员，昔日都是第八大队和坚勇大队的战士，并曾经参加过一些重要的战斗。岁月如歌，如今再次回忆起当年的战斗场景，老战士们不禁感慨万千。

　　葛永镜，1925年2月出生，1946年2月入党，义乌市离休干部，当年为第八大队战士。

　　在我18岁时，我就感觉到这支部队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是打日本鬼子、汉奸的，于是就加入了第八大队。我在部队里参加过的战斗不少，但两次攻打浦江黄宅的战斗记忆最为深刻。

　　浦东地区为我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金义浦兰联系路西根据地的枢纽，也是我迎接新四军老大哥的必经之路。但是，日伪军却在浦东重镇黄宅设立了据点，由一个伪军中队驻守，据点周围修了4个碉堡，并有铁丝网、竹篱笆和壕沟为外护，易守难攻。这个据点对我威胁较大，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考虑，都非拔掉不可。

　　事前，我方派地下同志对敌情、地形条件等进行了周密的了解。1945年5月26日，我第八大队第三中队、特务中队和浦东区队，在大队长李一群的率领下，于夜间秘密接近据点。2时左右发起进攻，一直打到拂晓。

　　在攻打中，我只有一把大刀，在据点附近有长得很高的茅草，我怕有汉奸埋伏在茅草内，就用大刀乱劈茅草，结果还真抓获了一名汉奸，并缴获了一枝枪。黄宅克复以后，我方深入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迅速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顽军从四面八方向我根据地压过来。原来与我和平共处，一向相安无事的洪邦基马上与我反目。他新任国民党“浦江县国民兵团中校副团长”，竟一马当先，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悍然侵占我方从日伪手中夺回来的浦东重镇黄宅。我们忍无可忍，决定予以迎头痛击。

　　当年9月11日清晨，我部从戚村桥出发，开始行动。洪匪共有3个大队，团部设在黄宅大祠堂内。洪邦基自恃人多势众，有“国军”作靠山，也同时向我逼进。我三中队正面迎击，李一群大队长则率部迂回敌后，实施三面夹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这次战斗，除击毙洪邦基之外，还俘敌30人，缴获长短枪30多枝，浦东根据地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中。

　　胡鼎贤，1926年5月出生，1944年12月入党，义乌市楂林二村人，时任坚勇大队大队长陈福明的警卫员。

　　我自1944年5月13日参加坚勇大队起，可谓是身经百战，但记忆最深刻的，要数“突袭八里岭背伪军碉堡”、“奔袭齐家山的浙保五团特务队”、“长蛇山伏击战”等战斗。义乌沦陷后，日伪军在苏溪、大陈、楂林之间的八里岭背造了一座碉堡，派汪伪军一个小队驻防。当时老百姓到苏溪、楂林赶集都必须途经八里岭背。老百姓只要路过，伪军就要在身上搜查一番，有钱的就被搜走，其他东西也要，没钱的就被痛打一顿。如果是女的，就要遭到非礼，真是无恶不作。附近百姓提起碉堡里的伪军，无不切齿痛恨。坚勇大队领导决定拔掉这个据点为群众雪恨，计划于1944年5月15日拂晓前，趁敌哨兵疲乏欲睡之时袭击伪军据点。

　　5月15日凌晨1点，陈福明大队长带着我们悄悄摸到八里岭背伪军碉堡外的篱笆边上埋伏起来。天快亮了，这时，伪军炊事员离开碉堡，出来挑水。我方队员迅疾冲上去，缴了哨兵的枪。碉堡内的伪军毫无察觉，仍在呼呼大睡。我方十几枝驳壳枪对准了伪军，被惊醒的伪军吓得不敢动弹，小队长以下14个伪军全部昏昏然成了俘虏。

　　这场战斗结束后，5月17日，我又随陈福明急行军25公里奔袭驻在大畈附近齐家山的浙保特务队。这伙顽敌，平时到村里抢东西，强奸妇女，干尽了坏事。由于准备充分，在这次突袭中，我方只花了5分钟时间，就俘虏了20余名顽敌，缴获短枪若干枝，战果喜人。

　　陈福明戎马一生，我随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在1944年、1945年期间，真不知打了多少场战斗，有在楂林鸽溪桥打得日本鬼子抱头鼠窜的，有在苏溪镇楼存傅面对国民党县大队、日本鬼子、伪军三路进攻开战的。在长蛇山伏击战中，我坚勇大队和民兵在伏击浙保五团时，共打伤敌人20余名，使敌人对我坚勇大队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贸然闯入我根据地为非作歹了……

　　每一位老战士都有着讲不完的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每一位老同志都有着默默奉献、不屈不挠的火热情怀。老人的述说，就像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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