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永远讲希望的故事

　　钱江晚报：战争、死亡和人性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加上“后9·11时期”的影响，反战、反恐题材盛行一时。您如何看待反战这一类宏大文学题材？怎么看待作家对社会的责任？

　　斯里·拉马尔(印度)：文学既可以描绘一些消极方面，例如战争的残酷；也可以向读者传递一些美好的信息，比如我们往往发现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作家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告诉读者，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还有希望。

　　陈春福(马来西亚)：用文字、用文学作品来感化人，是作家的责任。

　　陈俊泰(泰国)：文学的责任就是要打动人心，要激发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钱江晚报：快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文学界和思想界对当前童年生态的关注比较少，请谈谈这种现象和您平时对童年的人文思考。

　　胡石英：与现在社会中儿童歌曲少一样，人们对孩子的一些需求关注不够，而卡通片、游戏等也占据了孩子们的空闲时间。儿童文学创作钱也不多。

　　刘一兵：一个人当他对死亡有概念，对性有最初的萌动时，童年就结束了。现在社会里，孩子的物质获得比精神多，他们又没有我们那个时代兄弟姐妹式的大家庭，他们的精神获得常常由电视等媒介提供，所以现在的童年不仅在生理上提前结束，心理上也提前了。蒋梦桦王玲瑛

　　文学中的性有高低

　　钱江晚报：这两年，青少年迅速成为文坛主力军，那么郭敬明现象是否有普遍性？你们如何看待文坛“坏孩子当道”的现象？

　　张之路：郭敬明的文字其实接近我们所说的成长文学，表现了青少年面对信仰危机、社会影响、考试压力等情况下产生的孤独感，文学就成了他们宣泄的途径。

　　郭敬明、韩寒他们的文学表达了这代人的心声，表现出落寞、迷茫，这是正常的，但我不赞成。文学不是赛跑，不在乎谁跑得快，而在于路上的原野。80后作家的内容多锋利，但他们更需要多一点的宽容和爱。

　　叶广芩：我们年轻时要是有这样的条件，也会写这样的文字世界上有大花、小花、野花，也有狗尾巴草，我们应该允许文学的多种形式存在。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文学能解决的。

　　钱江晚报：现在性在文学作品中有泛化的倾向，性成为一些文学作品的卖点。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叶辛：性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另一面镜子。

　　叶广岑：顺其自然。

　　张之路：有关性的文学有两种，一种是情色文学，另一种是色情文学。

　　ALEN(美国作家)：美国的严肃文学所关心的更多是性别问题而不是性问题。这在西欧也很普遍。

　　叶文玲：食色性是人生的内容也是文学的内容，高明的作家能把三者很好结合，而如果太注重性描写则是不成功的作家。屠晨昕裴建林

　　眺望文学的后来者

　　本报讯叶辛是个典型的上海男人，昨天面对面的接触，留给记者这样的印象。他会自己去拎行李，而不是交给司机；面对刚刚退房还没有打扫完的宾馆房间，他会耐心地劝记者等等，并没有生气；采访刚刚起了个头，他突然起身走到房间门口，为了关掉走廊灯……可见叶辛是一个温和、细心的人，于是他能够写出《蹉跎岁月》、《家教》、《孽债》这样的性情小说，也显得很自然。

　　去年年底，叶辛的新长篇《华都》面世，有人说叶辛开始由知青文学向都市文学转型，但叶辛并不是这样认为，他说他不会特别考虑往某一类文学转型，他关注的始终是时代变迁之下的人生画卷。“这本书，像我的《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一样，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留给今天的读者和下一代人的备忘录。它是我二十多部长篇中最长的一部，动用了我全部的积累……”

　　从第一届至今，叶辛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因此对于评价80后青春写手他是最权威的。叶辛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普遍有个性，但是没有生活。许多年轻写手问叶辛：“为什么我写了好几本书，但不像你们写一本就火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叶辛的回答是：“你们虽然已经进入了市场，但还没有走上文坛。”

　　和其他一昧捧高或者棒喝的态度不同的是，叶辛表现出对文学后辈的宽容，他会当面对郭敬明表达期望，他说“一本书卖得多并不意味着什么。”昨天传来天津书市青春文学销量呈现颓势的消息，叶辛却开始为这些写手打气：“不要就这样轻易下结论。”吴秀笔唐光锋

　　拍这个伟大时代的马屁

　　本报讯前晚，柳建伟一下飞机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对于记者提出的他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规范》是否有“拍时代马屁”的倾向时，柳建伟不以为然：“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太平盛世的开端。”

　　柳建伟说，“我之所以不在乎别人怎样说，是因为我的作品并没有回避当下的现实矛盾，其尖锐度、深度和胆量可以说在同代作家中是没有的。比如，我的作品不但写社会的腐败，还敢写军队里的腐败，在作品里我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中国的军队还能不能打仗了？但人们还是把我归到主旋律作家的队伍，对此我很乐意，我觉得我在写‘盛世微言’，《诗经》不是有风雅颂吗，我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是‘颂’，但其实更多数人认为我在写‘风’。”

　　对“主旋律作家”这个称谓柳建伟同样颇有话要说：“‘主旋律’不是贬义词，但这个概念被别有用心地抽空了，并被附加上特殊的意义，这是我所要警惕的。把‘主旋律’概念正本清源之后，我很乐意被称为‘主旋律作家’。”

　　而对主旋律作家之于时代的意义，柳建伟更是出语惊人：“能够永垂不朽的作家，80%都是主旋律作家。因为主旋律反映了社会主体的生活现状，所以写同代生活的长篇小说能够永垂不朽。”他还以《红与黑》、《高老头》、《罪与罚》等世界经典的题材都来源于当时的报纸为例，证实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时代意义，“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柳建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