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蓝色的贝雷帽十分显眼。昨天下午，在鲜花的簇拥下，胸前佩戴3枚勋章的郭伟健步走出萧山机场，举手投足间，尽显果敢和精神。

　　郭伟是省公安边防总队宁波支队的一名警官，2003年10月25日他成为一名联合国维和警察，与其他15名中国警察一起飞赴东帝汶执行维和任务。昨天下午，在其下榻之处，他向我们讲述了难忘的东帝汶维和岁月——

　　艰苦超出想象

　　2003年10月，经过漫长的飞行，我们来到了东帝汶。虽然临行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这里工作条件的艰苦和危险，还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到处是残垣断壁，城市景观遭受严重破坏，很多公共设施几近瘫痪……

　　经过一系列培训学习之后，2003年11月7日，我被安排到Bobonaro地区边防警察部门。在这里，我和其他5位维和士兵一起租了一幢房子作为住处。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宁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住得很简陋，还要经常面对停水、断电带来的诸多不便。东帝汶终年高温酷暑，一到雨季，衣服一天要湿透好几次。由于气候潮湿，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不少同事都得了风湿病。

　　经常望桥兴叹

　　我所在的Bobonaro地区是山区，这里的路况非常的恶劣。我刚来时每天要去边检站检查工作，因为路况不好，10公里不到的山路要开大半个钟头，途中要经过两座木桥，由于年久失修，车辆上桥时能明显感觉到木桥摇晃。到了雨季，河水经常漫过木桥，车辆没法通行，我们只能望桥兴叹。

　　一次大雨天，我们小心翼翼地开车在山路上，突然一棵大树迎面倒下，幸运的是只砸到了车头。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幸运，2003年5月，在另外一个地区执行任务的5名韩国维和士兵，就在经过一个河床时被突然而至的洪水卷走了……

　　患上了登革热

　　东帝汶属热带雨林气候，蚊子特别多，这些蚊子长得又大，咬得又狠，还会传播“登革热”和“马来热”，国内配发的花露水根本不管用。我们每天都要用灭蚊药水把屋子的角角落落喷一遍，然后拿出长袖外套换上，可即使这样仍免不了被蚊虫叮咬。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同事从外面回到住处，因为停电，只得摸黑进门。我们一进门就感到屋内特别冷清，原来两位中国同事和一位澳大利亚同事都染上了“登革热”，全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

　　尽管一再防范，但我仍没有幸免。去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虚汗淋漓，发烧、呕吐，一检查，我患上了“登革热”。幸运的是，可能是因为我的体质好，我的病很快就痊愈了。

　　枕着手枪入眠

　　我第一次跟随边防局长去边界线巡视，站在桥上可以看到边界线对面荷枪实弹的军人，我向他们挥手，他们也向我挥手，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危险。然而局长马上就告诉我，前不久，对面有人向这里开枪，并引发枪战，导致两地商贸的惟一市场被关闭，一直到现在还未开。听局长这么一说，我心里陡然冒出一股凉气……

　　一天晚上9点多，我们刚睡下，屋外就有人向我们的门上砸石头。过了10多分钟，又有两块大石头砸在了两名女同志卧室的窗上，同住的澳大利亚警察实在是忍无可忍，拿起枪和手电冲到门外，只见五六个当地的小青年迅速跑开了。因为担心危险，也不能去追，大家不敢闭眼，只能一直守到半夜。

　　第二天，当地警察告诉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将手枪子弹上膛，压在枕头下，以防突发事件，此后，我的枪夜夜都垫在枕头下。

　　当上边防队长

　　我的日常工作是协助当地边防警察做好边境地区的反恐、反偷渡、反走私工作，从2004年7月开始，我开始担任所在地区边防部门的队长，下辖2名维和警察、126名当地边防警察。

　　对当地警察的全面培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从课程的计划安排、组织实施，到后勤保障、考试监督等，都需要我身体力行。

　　本来我们是2004年6月要回来的，后又延期到10月。10月18日，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根据东帝汶任务区维和警察总部的要求，决定让我们10位同志继续在任务区坚持工作半年至2005年4月底。这源于中国警队的出色工作。听说其他国家警队也有要求延期的，但有的没有得到批准，或者只是批准了部分人员的申请，像我们这么大批全留下来的，只有中国一家。

　　故乡常入梦中

　　我们刚到东帝汶的时候，走在街上，经常有当地的老人、小孩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喊“China，China”。和当地百姓交谈后，才知道原来他们能够从我们胸前的中国国旗图案认出我们是中国人，而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也常常让我们感动。

　　我们的辖区没有什么娱乐设施，生活比较单调，所以我们总是积极地开展交流和沟通。无论是在煮饭或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倾吐内心的烦恼和对家人的思念。我是篮球爱好者，不但自己出钱购买了篮球，还积极组织身边的国际人员开展健身运动，大大地活跃了周围的气氛。

　　在异国他乡，感受最强烈的是思念祖国、家乡和战友。一到晚上，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家人、朋友和战友。所以每次收到国内的电子邮件，是我最高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