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浙江这趟“经济列车”才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高速飞驶

　　浙江26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潮起潮涌的改革史。

　　梳理浙江改革发展的脉络，人们不难发现，浙江人凭借“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造就了富有特色和活力的体制和机制先发优势：率先突破单一所有制结构，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率先探索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率先推进国有、城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发展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块富有理想与激情的热土上，多种所有制经济水乳交融，各类市场主体相得益彰，各种微观发展模式共生共荣。

　　这种风云激荡的大规模体制和机制变革，催生着先发优势带来的巨大“累积效应”，浙江经济因此释放出了惊人的活力与潜能。2004年世界商业杂志《福布斯》排出的中国最佳商业城市前10名中，我省杭州、宁波、温州、绍兴4个城市名列其中，杭州更是雄居榜首。如今，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全省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均居全国省区首位。浙江在国内已领先一步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改革之于发展，犹如唇齿相依。没有改革，发展就会缓慢甚至停滞；没有发展，改革就难以深入推进。可以说，正是在改革促发展、发展兴改革一轮轮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互动中，浙江经济才保持了长期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矛盾、新的问题随之显现。我们要用改革的思路、发展的办法，积极解决前进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走过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但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遭遇了对能源、土地、水等资源“渴求”剧增却又难以满足的矛盾。

　　电力紧张，浙江电力供应持续偏紧，已成为全国最缺电的省份之一，电煤库存最少时只有安全警戒线标准量的一半。土地稀缺，浙江现有建设用地的保有量至多只能再支撑8至10年。水乡“喊渴”，浙江人均水资源不及全国平均水平。能源吃紧，全省一次能源中95%以上需靠外省调入。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是不平衡的，存在着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及财政投资体制的“城市偏向”，城乡产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的落差，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城乡居民收入还存在较大差距，山区、老区等欠发达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仍不均衡等问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环境代价。江南水乡受到污染开始“喊渴”，近岸海域海水受到污染赤潮频发，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生态环境承载力已基本趋于饱和。

　　资源短缺、社会矛盾、环境污染等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们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矛盾和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前进中的曲折，不可避免，但实质上却是改革不深入、不到位所衍生出来的，从中我们无一不能寻找到体制的弊端和症结。尤其是造成当前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与问题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一些重大领域、关键性环节的改革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认识不够统一、操作不够规范和措施不相配套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不及时有效地解决，就会增加企业经营乃至整个经济运行的体制成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就要在更深层次上推进改革，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宏观调控的目标落实到体制、机制、法制的建设上，除此别无他途可循。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改革的价值取向随之发生变化，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花更大力气“兼顾公平”，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经济越发展，越要讲公平。让各种群体都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是让困难群体有足够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侵害，使社会中的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平衡发展，这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阶段，社会矛盾就将进入一个释放期，浙江正处在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鉴于此，省委、省政府于去年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这是浙江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新一轮改革区别于过去的最大创新之处。和谐社会的理念为改革力量能够重新积聚找到了合适的突破口，为新一轮改革找到了新的社会共识和强大动力。

　　事实上，近几年来，浙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且频频出招：贫困农民在全国率先依法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征收了千百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在全国率先被取消；率先在全国建立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浙江人的安全感越来越强……

　　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其积极的意义就在于坚持统筹和协调发展，注重加强薄弱环节，增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四、科学发展就必须降低改革成本，善于用前瞻的眼光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从“适应性”改革向“预见性”改革转变

　　一位经济专家分析说，在以全国为考量范围的地域横坐标内，浙江20多年来改革实践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改革始终“快半拍”，从而赢得了先发优势。即便在宏观调控的形势下，浙江人也表现出了“先人一步”的改革精神，面对宏观调控，不是怨天尤人、左顾右盼，而是把它当作发展的一个机遇，浴火重生，“腾笼换鸟”。于是，一个个体现科学发展的改革机制被“倒逼”出来：杭州逼出了内涵提升的新路子；绍兴逼出了集约利用土地的“加减乘除”10种方法；台州逼出了“向空中发展”的战略；温州逼出了从“重引资”到“重引智”的转变……“倒逼”逼出了浙江经济发展的新天地，2004年，浙江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29.7%，而万元能耗却比上一年下降了10.7%。

　　当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不能都等到资源环境要素出现严重瓶颈制约、不得不“倒逼”的那一天，而应当从被动“倒逼”转向主动选择，从“适应性”改革向“预见性”改革转变，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要实现从“适应性”改革向“预见性”改革的转变，对政府驾驭改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先要把握好改革的大方向，由问题导向型改革向目标导向型改革转变。过去由于没有经验，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大大明确了；其次要坚持改革的超前性，见微知著、远见于未萌，这是“预见性”改革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其能够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所在；再次要突破改革的瓶颈，与“适应性”改革相比，由于矛盾的不显性，改革的难度更大，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大，因此突破改革的瓶颈显得尤为重要。

　　浙江人改革的目标和“价值观”从来都没有更改过，那就是通过改革促进发展。今天，需要改变和提升的是我们的改革“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更为科学和更富实效的改革，来推进浙江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潮涌，无有止息。我们坚信，只要用更大力量推进改革，勇立潮头、善于创新的浙江人必将迎来一个更为开放、更具活力的新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