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困难职工雪中送炭 企业医疗互助基金还真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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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21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构建和谐社会的100个民间样本——第61个
-新闻事由
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这是杭州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员工经常挂在嘴边、也是经常记在心里的一句话。从2002年初建立杭州第一家企业办的“爱心助困基金”至今，这一医疗互助基金已发放6万多元，为许多中低收入家庭雪中送炭。
实行大病医疗社会化统筹是大势所趋，但不少患者感到，个人实际负担的医疗费并没下降多少。杭州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作过测算，有的职工实际负担的医疗费高达40%。对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一人致病往往导致全家致贫。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的“爱心助困基金会”应运而生。
基金会通过企业行政拨款、职工捐款等方式筹款，遇到公司在职职工、退休退职职工、符合供养条件的直系亲属因大病住院或长期患病致困，年度医疗费自负部分超过4000元(低保、困难家庭2000元)的，可给予30%到50%不等的爱心援助。实际上，这一爱心助困基金最大的受惠对象是退休人员。虽然公司退休人员有700多名，大大超过了在职员工人数(400多人)，但从2000年企业改制，到2003年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再到2004年1月1日起实行医疗费社会统筹，企业并没有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把他们当“包袱”甩开不管，而是在医疗费社会统筹的基础上继续给予爱心助困。
“杭纺机”的经验已引起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今年，杭州市总工会把基层单位建立职工医疗互助救助办法列入了各级工会重点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并将于今年在全市推广他们的做法和经验。
爱心启程：人人都来献份爱
蹭、蹭、蹭，61岁的赵炳荣大伯爬山、爬楼梯一点都不比年轻人逊色。在家里，他还喜欢和儿子比谁把凳子提得更高。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快乐、健康的赵大伯，曾得过肺癌而且是晚期，经过6次化疗后竟然奇迹般痊愈。
说起来，‘爱心助困基金会”的成立还跟赵大伯有关。那是2002年初的时候，退休不到一年的赵大伯突然觉得气喘吁吁，而且一咳嗽肺部就有一股难忍的疼痛。去医院一查，医生说是肺癌晚期。治这种病，医药费就像个无底洞，这让经济困难的赵大伯一家有点手足无措。赵大伯的儿子赵建成当时正在谈女朋友，听说这件事后，女朋友没多久就悄悄地离开了。
赵建成找到了爸爸单位“杭纺机”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文。“叶总，我们家这么困难，这病需要很多钱，万一我们家拿不出自费的那部分钱，那该怎么办呢？”
这倒让叶文总经理有点左右为难。按照新的医保政策，医药费的自费部分应该由自己承担，如果老赵的自费部分要单位报销，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其他人怎么办？不管吧，又实在不忍心，毕竟在职工生命和金钱之间，孰轻孰重叶总心里有杆秤。怎么应对新医保政策实施后的新问题，为患病职工再加一道“防线”，叶总觉得公司应该有个统一的方案。
在公司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叶总把自己的想法交给大家讨论。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建立一个爱心助困基金，资金一部分由公司出资，一部分由员工募集。基金会成员通过民主推荐、职代会选举，确定7名人选。
之后，公司首先在中层以上干部中发动捐款，同时由行政拨款10万元。叶文总经理个人带头捐了5000元钱。职工对公司的做法也非常支持，大家你50元，我100元，短短几天就募集到了近3.8万元。
爱心助困：三年救助32人
爱心助困基金建立时，公司退休员工管康土已因癌症住院半年左右，医药费开支巨大。到2002年4月份，管康土就病故了。那时，管康土的家里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丧葬费用都承担不起。基金会成员获悉后，临时对章程作出调整：凡是符合条件的职工因病死亡、家中经济条件又比较困难的，可先支付一半助困资金。
没几天，公司领导就将3055元助困资金送到了管康土的家属手中。这也是基金会送出的第一笔助困资金。到了年底，经过核实后又将另一半资金送到了他的家属后中。
患肺癌的赵炳荣大伯住院不久，公司领导就去医院看他了。2个月后，根据赵炳荣的医药费自费情况，基金会将1897元送到了赵大伯手中。家庭的温暖、企业的关爱，让赵大伯更加增添了战胜病魔的勇气。即使化疗后，也能开心地吃下饭了。
从2002年建立基金到现在，已有32人接受了救助。
一碗油条汤，几个简单的蔬菜，去年除夕，褚雪林和沈林凤就是这样度过的。虽然饭菜清淡，但老两口却吃得有滋有味，因为褚雪林患了几十年的糖尿病暂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几天前，公司领导还送来了4680元的爱心资金。
褚雪林、沈林凤夫妇都是“杭纺机”的退休职工。褚雪林长期患糖尿病，去年1月份开始病情进一步恶化，产生严重的并发症。他的青光眼已导致他失明，而尿毒症每隔一天就要去医院做血透。虽然两人都有退休工资，但巨额的医疗费仍让他们感到喘不过气来。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沈大妈实在想不出还能向谁开口借。
去年底，沈大妈来公司开住院证明时，跟原来的同事谈起了老伴的病情。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公司有“爱心助困基金”这么一回事。医务室的李广玺听了后，就叫她把医药费发票等资料拿来，看看能不能享受救助。
回到家里，沈大妈跟老伴说起此事，褚雪林也没当回事。他想，现在退休工人已经社会化管理了，企业没有责任一定要管。公司出于关心，最多也就补助二三百元而已，对他的病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想到最后送来的是一个意外惊喜。
爱心调焦：只为最需要的人
爱心基金会成立以来，公司已先后两次行政拨款，员工先后两次爱心捐款。在助困过程中，基金会也遇到过一些新问题。每当这时候，基金会总是抱定“助困”的宗旨，对章程进行合理修改。
杨英杰是杭州市困难家庭，患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已有20多年。因为是单身，以前一直靠他年迈的母亲在照顾。母亲过世后，照顾他的责任就落到了她的70多岁的姐姐身上。
去年，退休在家的杨英杰因病发作，住院住了一个多月，医药费花去5000多元。年底，杨英杰的姐姐拿着社区补助申请报告，找单位医务室的李广玺医师签字盖章。因为按照规定，像他这样的困难家庭，可享受社区的一部分困难补助。细心的李医师发现，虽然杨英杰花的医药费不少，但按照公司“爱心助困基金会章程”，医药费个人自负部分在4000元以上才能接受爱心援助，而杨英杰的自负部分还不到4000元。
把杨英杰这样的困难家庭与普通职工家庭一样同等对待，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李医师打电话给了工会主席陈金龙。基金会的7名成员商量后，一致认为应该降低低保困难家庭的援助的“门槛”。就这样，基金会把援助低保困难家庭的“门槛”降低了一半：为2000元。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今年春节之前，基金会把1520元救助款送到了杨英杰的家中，让姐弟俩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
爱心基金会也有说“不”的时候。那是2003年，公司有两个女工先后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和乳腺癌，花去了一笔不小的医药费。按照原先章程的操作程序，两名女工同样可享受医疗救助。但基金会成员得知，两个女工的家庭经济条件都相当不错，一个家里办厂，一个家里开店，还有汽车、几套房子。
该不该给予救助？大家商量后认为，爱心基金会的目的是助困，这在章程上是写明的。因此，对经济富裕家庭进行救助并不合适，也可能会引起职工的议论。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援助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就这样，基金会对章程再次作出了修改。而两位女职工也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理解。
来源：
钱江晚报
作者：
苗丽娜 胡大淼 王燕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