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20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成群的美机从东南方向飞临上海上空，市区各目标区霎时黑烟直冲云霄。上海近郊的人民,看到日本侵略军被轰炸，个个眉开眼笑,互相传告:“日本鬼子挨炸了!”真是大快人心。

　　日机当即起飞迎战，高射炮弹在空中爆炸，迸出朵朵烟云。突然间,一架美机拖着长长的烟柱掉了下来，坠毁于上海县(今上海浦东新区)三林乡大绞圈村东南200米处。当地抗日同志薛雨亭目睹飞机坠落和飞行员跳伞，觉得飞机上可能有武器之类军用物资，本想去看看，但看到有三个打猎的日本兵,正向飞机坠落处走去,就急忙跑到村里,见跳伞的飞行员已在陆阿桥家，顺手将宣传品拿过来一看,知道是美军的飞行员。他想，日本兵是一定要来搜查的,留在村里极不安全，便将自己的长袍、呢帽脱下来给飞行员穿上，并叫飞行员脱下皮靴换上了布鞋。然后他带领飞行员从猪圈后面一条田间小道向西北方向奔去,到离村两华里处一个夏秋看瓜田的草棚里隐藏。这是个冬天没人去的地方。飞行员非常感动，就把身上的手表、美元和国民党钞票送给薛雨亭，薛摇摇手坚决不收。

　　安顿好飞行员后，薛雨亭又找到另一位与我党联系的抗日同志吴进根,两人商量后,等到天黑，又将飞行员转移到10华里外的小圩村,住进吴进根岳母家中。当晚，两人又摸黑跑了60多华里，找到了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听了他俩的报告,立即派出短枪队，用小舟通过河道把飞行员接到部队驻地。

　　美军飞行员走后，村上第九保保长薛和尚就给村里人打招呼：“救飞行员的事，对谁也不能透露。”第二天，日军派出了20多名宪兵，封锁了大绞圈村，抓住村民逐个拷问，要他们说出飞行员的下落。尽管严刑拷打，可谁也没说。日本宪兵仍不甘心，后又将薛和尚和他12岁的侄子薛镜如抓去用汽艇押送到上海市东昌路宪兵司令部，施用酷刑，活活将薛和尚打死。薛至死也没有说出飞行员的下落。这是为救护美军飞行员而死难的一位中国平民。

　　美国飞行员到部队那天，支队部就宿营在南汇县三灶乡和六灶乡一带村庄里，支队领导朱亚民、陈伟达、张席珍、曾平等立即接见了他。中共淞沪地委宣传部长金子明，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从与美军飞行员的交谈中得知：飞行员名叫托勒特(Horold B Tollet)，是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中尉飞行员，22岁，生于美国阿肯色斯(Arkansas)，独生子。1944年11月自愿报名来华作战，到被击落为止，在中国已参加作战13次。这次他驾驶P51野马式飞机，从江西赣州机场起飞，到上海执行空袭任务，俯冲射击时因离地面太近，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降落。

　　托勒特的面部、左手、右脚都被烧伤。支队门诊部医务员陈也男和余叔平等，对他的伤口作了消毒和包扎。托勒特见到我们部队反复地问：“你们是什么队伍？”金子明部长告诉他：“我们是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他摇头表示不信，说：“我起飞前，队长通知，在上海执行任务遇到危险，可飞到郊区跳伞，那里会有国民党的军队来接应。没有听说有共产党的部队呀！”金部长对他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先后有几十万军队来过上海，但在日军进攻后都撤退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上海周围坚持斗争，与日军打游击战，所以你就获救了。”

　　当日傍晚，在宿营地村外田野里，由支队参谋长张席珍主持，支队部5个连队及机关全体人员和托勒特见面，并请他讲话。他说：“我很荣幸，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此地和诸位见面。在上海的四周，竟也有你们这种部队，真是我们美国人想不到的。”“我们美国人希望和你们一同打败日本，把日军赶出中国。”

　　托勒特对我们部队的一切都觉得好奇。有些问题觉得不可理解，就找到淞沪地区专员顾复生同志。他说：“长官怎么同士兵吃一样的饭？”“当兵的为何可以不向长官敬礼？”“老百姓见国民党军队很害怕，怎么不怕你们的部队？”“你们的士兵为什么学习那么认真？学习有什么用？”“队伍里有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也背着枪，他们也参加打仗吗？”

　　托勒特和我们部队一起生活的第四天，“顽强”中队有人倡议：对这位在对日共同作战中英勇杀敌而负伤的美国战友，应当略表慰问之意。大家决定，写一封慰问信，还自愿拿出节余的一点津贴费，让司务长买来了30个鸡蛋和4个新鲜桔子，慰问这位美国战友。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比较珍贵的物品了。

　　托勒特刚来支队时，没有合适的衣服更换，只好穿着美军飞行服，很容易暴露目标，部队专门为他缝制了中式服装。按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不喝开水，要喝过滤水；不会吃大米饭，要吃面包。为此支队专门让人从上海采购黄油、咖啡，到南汇县城和新场镇日军据点去买罐头食品。因他面部烧伤，饮食不便，医务员陈也男特地做了饺子喂他吃。在同部队指战员的共同生活中，大家互相熟悉起来。他经常去门诊部玩，还教女战士学习简单的英语，如“同志”、“您好”、“谢谢”等日常用语。她们也教他跳秧歌舞。

　　经过几天的悉心治疗，托勒特的烧伤逐渐痊愈，体能也得到恢复。为保证他安全归队，支队部决定护送他去浙东抗日根据地。临别时，托勒特很激动，依依不舍。他把身上的物品一一拿出来，和支队同志交换纪念品。他把一张绸布航空图和一支柯尔特手枪送给了支队长朱亚民(支队长回赠他一支毛瑟手枪)；将一只夜光指南针和一把匕首送给了金部长；用一只塑料火柴盒及剩余的几根火柴和部队抽烟的同志交换中国的火柴盒，还说：“当我点火抽烟时，就会想起你们。”

　　1月28日，奉支队命令，“顽强”中队抽出一个班，由金子明部长带队，护送托勒特安抵浙江解放区。2月1日，他们到达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浙江省余姚县梁弄镇。

　　在梁弄，部队对托勒特待如上宾。他和何克希司令员、谭启龙政委住在一起，有单独的卧室，并有专人负责他的生活，指定军医为他治疗。3月7日,纵队政治部在驻地召开军人大会，庆祝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并欢迎美国空军战友托勒特。浙东行政公署主任连柏生，纵队谭启龙政委都在会上讲了话。托勒特中尉也用英语发表了演说，行署黄源处长翻译。托勒特说:“在你们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我所得到你们的招待已使人十分满意，我实在衷心感谢。我非常敬佩你们在敌后和敌人作战的精神，你们建立了军队，军中的枪炮、服装和一切供应品又都是自己搞起来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相信过不了几个月，美军就会和你们会合，把日本法西斯摧毁……我感谢你们和期望全人类很快脱离战争,很快能过和平幸福的生活。”

　　经过一个多月的医疗和休养,托勒特完全恢复了健康。经请示,新四军军部同意将托勒特送给国民党地方政府转送美国驻华机构。3月18日晚，纵队政委谭启龙设席为托勒特饯行。在欢送会上,托勒特很激动地说:“我再次感谢你们把我从敌人包围中救了出来,现在又要护送我归队，希望今后有机会和你们再见面。”最后，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上帝祝福新四军!”8时许,天空突降倾盆大雨。身穿深灰色棉大衣的托勒特，腰上挂着一把日军指挥刀和一支日本手枪，这是浙东部队赠给他的缴获的纪念品，还有朱亚民队长送的那支德国毛瑟，在一个排的警卫和翻译赵凯的护送下,走向归途。纵队司令部的领导及指战员的代表,冒雨将他送到郊外。

　　4月10日，护送部队与美国陆军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临海办事处，正式办了交接手续。办事处主任柯克斯上尉出具一张“今领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所救护之美国第拾肆航空队机师托勒特中尉一名”的领据。同时还给何克希司令员写了一封致谢信。信中说：“我借此机会谨向你和你的部属们道谢，因为你们营救了我们勇敢的飞行员——托勒特中尉，并且殷勤招待，治好了他的创伤。你和你的人民所表现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合作精神，将会大大缩短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时间。”信上还说:“你们用在托勒特中尉身上的钱一定很可观，你们所加于这个飞行员的恩惠，我们是永远不能完全偿清的。”4月11日，托勒特写信给何克希司令员告别。在这之前，护送部队四明自卫部队应晓初主任，向他征求对我军的意见时，托勒特讲了他自己的深切感受。他说：“我们过去因傲慢而轻视中国人的事，请你们原谅。这实在是错误的观念。我将设法告诉我们美国人，使他们有个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