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与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廉与腐同行；廉政与腐败，又是一对矛盾，因为从古至今，它们无时不在明争暗斗。姚崇“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与许多仁士一道造就了“开元盛世”；和绅结党营私，富可抵国，置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不顾，清朝也从此走向了衰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严以律己、清正廉洁，才赢得了民心，创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刘青山、张子善等高官贪于享乐、以权谋私，大肆挥霍国有资产，使困境中的国家和人民雪上加霜。历史证明，廉与腐，此削彼涨，彼衰此强。廉政战胜腐败，则人心思进，国泰民安；腐败淹没廉政，则社会动荡，祸国殃民。要廉，必须先反腐，只有将腐败根除，利民政策才能顺利实施，国家才能保证健康、持续地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转型和完善的关键时期，反腐显得尤为重要。

　　一、腐败的特征

　　从新中国的建立到全民基本实现小康，我国已经走过了50多个年头。改革开放，加入WTO，每一次变革都给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与此同时，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涌现出新的特点：

　　1、腐败的复合性——一个钱、权、色交易的混合体腐败，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钱权交易。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利用手中权力，对国家政策横加干涉，对有关部门施加压力，批条子、打招呼、开现场会，不遗余力地为“大款”们消灾解难，自己也因此得到了上千万元的“回报”，而给国家带来的除了上亿元的经济损失，还败坏了社会风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使党的声誉一落千丈。

　　随着腐败的深入，金钱已不再能满足腐败分子的欲望。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是建国以来，江西省因经济犯罪而被处以死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其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谋取利益，仅在其担任副省长期间，平均每月受贿33万元，日进万金。同时，其生活作风腐化，恣意猎取美色，贪图享受，其东窗事发就是因为他在昆明世博会期间私自到广州与其情妇约会所致。

　　再看烟草大贪李国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两千多万元，侵吞国有资产上亿，还在外面包养“二奶”，腐化堕落；广西原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合同情妇大肆收受贿赂四千多万元……钱、权、色的交易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更可怕的是这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为贪官腐败的标准，枪毙了一个“成克杰”，后边又站起千千万万个“胡长清”……

　　2、腐败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领域迅速扩展，特别是加入世贸以后，我国企业和政府的对外活动更是频繁且富有成效。世界的缩小，给我国的人民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同时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腐败网络的国际化已成了每个国家和政府反腐的难点。厦门走私大案的告破让世人触目惊心。以赖昌星为首的的国际走私集团先后在厦门走私成品油、汽车、香油等物品价值530多亿人民币，偷逃税款300多亿。而在这走私的天文数字后面，隐藏的则是一个庞大的腐败网络，正是有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保护神”，走私才得以畅通无阻。仅原海关关长先后就受贿140余万元，此外赖昌星还为其高价包养了“二奶”；还有公安局局长、市委副书记，甚至中央的部分领导等也被牵扯在其中。而至今，赖昌星本人仍侨居加拿大，逍遥法外。

　　另外，我国贪官的大量外逃和出境赌博也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密切关注。据公安部于2004年5月底发布的数字，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0多人，其涉案金额700多亿人民币。而仅出境赌博一项，国家每年都要损失上千亿元人民币。

　　3、腐败年轻化——知识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

　　随着社会的进步，有知识、有创造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受到企业和政府机关的青睐，他们拥有高学历、敢于开拓、风华正茂，是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动力。但是由于忽略了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年轻干部上任不久就成了金钱和权力的牺牲品。

　　被称为“广州市最年轻的局级干部”——34岁的林卫辉自上任以后，生活开始追求奢华，抽的是名烟，喝的是名酒，穿的是名牌，回母校开校友会坐的都是“宝马”、“奔驰”……以他的话说，就是攫取随时随地的“实惠”，不“浪费”任何可用的权力，结果因收受贿赂和滥用职权锒铛入狱，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广东省交通集团副总经理王志仁，本科学历，30多岁就被任命为副厅级干部，是当时省内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是广东省有名的公路桥梁专家，1997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9年获得了广东省鲁班奖，而且政府正准备派他出国深造，可谓前途无量。但因涉嫌受贿，67.5万元就把他的前程毁于一旦。

　　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检查机关共立案不满35周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案件7331人，占全年的19.28%；共立案不满35周岁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2820人，占全年的29.14%；该年龄段的犯罪率远远高于其它年龄段，并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4、腐败“智能化”——腐败“与时俱进”的结果

　　凡办事，都需“研究研究”，已成为社会一种潜在的游戏规则。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腐败手段则更为隐蔽，向智能化发展。

　　(1)、高智商犯罪逐年增加。随着金融制度的不断改革，大笔的现金交易逐渐被电子商务所代替，但由于管理和程序缺陷，为腐败作案又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原中国银行河松街银行行长高山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财产6亿元，举家外逃；河北省任丘市人民银行会计杨淑华利用计算机缺陷，窃取现金1500万元。作案手段之高、金额之大让人瞠目结舌。

　　(2)、“空壳公司”成了收受贿赂的工具。为了掩饰自己丑恶的行径，腐败分子手段百出，利用“空壳公司”转移脏款就成为他们惯用的伎俩。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合同情妇李平利用在港注册的一家公司转移贪污款项。巨贪“港澳国际”原董事长李耀祺，不仅本人在北京和香港开设了公司，还指使其亲戚也注册了公司，将个人收受、索取的不义之财转入其中，金额达7000多万余元。

　　(3)、权力期权腐败，又是社会上涌起的另一股暗流。某些公司为了“报答”某些领导对该公司作出的“贡献”，以聘用、挂衔或其它方式，给予他们金钱、物质或其它方面的“报酬”。这样既使领导得到了实惠，保住了自己的一世“清名”，企业又避免涉嫌行贿，真可谓“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