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罗国杰访谈录——构筑起预防腐败的思想道德长堤
●伦理是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柔性手段,它诉诸于人们的“良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
●在反腐倡廉中,要加强教育,启迪激励自觉,使人们在内心中认识到清正廉洁的重要,牢固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念,增强追求崇高人格的信念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讲得最多的就是自我改造,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现在,一些人只注意强调改造客观世界而忽视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这是一个教训
●改变不良社会风气,全国人民都有责任,但领导干部负有更重要的责任
●政府在廉政建设和改善社会风气方面,要“以身作则”和“取信于民”
●考核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情况,也要看领导干部本人的道德情况,以及他所管辖地方的道德状况
主持人:您曾经连续2届担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现在还担任名誉会长,可以说一直都在我国伦理学园地中耕耘。请您用简明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伦理。伦理和道德是一回事吗?
罗国杰:简单地说,伦理和道德都是指调节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准则。在日常生活中,对伦理和道德,人们一般不做严格区分,它们都是关于调节社会与个人行为的理论、原则和规范体系。从学科的准确性来说,这二者是有所区别的,两者既有相同也各有侧重,伦理更强调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理论体系,更强调客观性、社会性,侧重社会秩序规范;道德则更含有个体性,更多地用于个人,指个体的心性修养、人的品质、行为等。从伦理学的学科发展来说,逐步使这两个概念,能明确地加以区分,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对一般人而言,伦理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伦理在社会关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罗国杰: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于法律,伦理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积累形成的要求。伦理是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柔性手段,它起作用的方式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诉诸于人们的“良心”,诉诸于人们内在的道德信念,它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
主持人:您是国内较早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者,请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伦理学的缘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核心。
罗国杰: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三本伦理学著作开始,就正式形成了伦理学。在我们国家,尽管儒学中的重要或核心内容是伦理道德,但作为一门学科却是19世纪以后的事。中国的伦理学一词,严格说起来是日本人先用的,我国启蒙学者如严复等采纳了日本人的做法,把西方的ethics译为伦理学,开始了在我国流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旧的传统伦理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理论科学、一门规范科学、一门理论知识和行动准则相统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各式各样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结合;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切实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大力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
主持人:道德较为鲜明的特性是其阶级性还是其普遍性?今天,我们建设公民道德有什么重大意义?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
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既承认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同时也强调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2001年,党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说明党和国家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今天,我们建设公民道德,既要强调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原则要求的先进性,又要强调道德建设的群众性、普遍性,《纲要》中所强调的20字方针,就为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
主持人:请问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是怎样的?它对于在全社会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有什么重大意义?
罗国杰: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一是强调必须对人进行教育;二是同时强调人的自我教育。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既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状况,又提出了高于现实关系的更高层次的阶梯,提出了“应当”的目标。道德教育就是要让人们明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道德教育应该教育公民主动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多为国家着想。自我教育就是自我改造,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讲得最多的就是自我改造,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现在,人们只注意强调改造客观世界而忽视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这是一个教训。我们看到,一些贪官在被查处以后,寻找腐败根源时,往往第一条会说是因为对自己要求不严、放弃了思想改造。加强自我教育,就是要强调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在反腐倡廉中,一是要加强监督、教育,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压力,使人们不敢腐败;一是要启迪激励自觉,使人们在内心中认识到清正廉洁的重要,牢固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念,增强追求崇高人格的信念。只要能按照这两条原则去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就一定能够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主持人:曾几何时,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就是把某一个地方的人类型化,并戴上一顶道德有问题的帽子,而且大有众口铄金的意味。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罗国杰:你提到的这种现象,实际是因为舆论的误导而产生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或者一些人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不应当以形而上学的偏见,进行随心所欲的编造。一段时期,个别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对一些正常现象大肆渲染或炒作,这是媒体的一种不正之风,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健康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交流的增加,必将促使更多的农民兄弟进城务工。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道德状况出现了某些问题,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某一地方的民工进城才导致的结果。
主持人:您曾经写文章说,党政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不但是进行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风气能否改善的关键所在,为什么?
罗国杰:现在,社会道德风气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急功近利,为了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已经成为一些人的行为准则。“利益驱动”已经成为一些人活动的惟一原动力。只要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就可以不顾党纪国法。这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都有反映,败坏了社会风气。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全国人民都有责任,但国家领导干部,负有更重要的责任。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等等,强调的就是为政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导干部的道德示范和引导作用。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上面喜欢什么,下面肯定比你还要过头。你如果喜欢廉洁,提倡艰苦朴素,那么老百姓肯定就会往这些方面努力,这种引导示范作用是无形的。
主持人:那么在廉政建设和改善社会风气的过程中,政府该如何呢?
罗国杰:政府在廉政建设和改善社会风气方面,除了加强监督和教育外,要“以身作则”和“取信于民”。古语说“民无信不立”,一个政府如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它就无法立住脚跟。比如,政绩中的浮夸之风,特别是一些形象工程、数字工程,对社会风气和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有害的。而一些政府或部门这样做后,反而能得到表扬,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就可以提拔,但政府的信誉没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就减少了。因此,政府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关心人民,爱护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主持人:以前,考核一个干部的政绩主要看GDP数字。现在讲科学发展观,考核一个干部的政绩注重看绿色GDP数字。您提出还要把领导干部能否在道德上以身作则,作为考核的重点之一,我归纳为看“道德GDP”。您是怎么想的呢?
罗国杰:能否归纳为“道德GDP”这可以再商量,但道德指标在考核干部中是不能缺少的。经济建设是中心,很重要;但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决不能忽视。但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是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忘掉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了,但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发展是第一要务,所以发展经济这个担子再重,我们也不能放。但是,我们挑起发展经济这个担子的同时,切不可放下精神文明这个担子,因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辅相成的。干部考核标准是影响干部工作的一个指挥棒,一定要扭转那种只看经济发展数字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把干部的道德水平放在考核的重要方面。考核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情况,也要看领导干部本人的道德情况,以及他所管辖的地方的道德状况。领导干部要德才兼备,要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好干部。
主持人:对于克服腐败问题,道德、制度和法律,哪个收效更明显?在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进程中,道德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罗国杰:法律是阻止人们违法的,它的作用,更多的是防害于已然。一个人触犯了法律,受到法律的惩处,立刻就感觉到了法律的威力,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解决人的内心信念问题,不能有效地培养人们的荣辱观念。道德是鼓励人们向善的,是培育人的“羞耻之心”的,它能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向良避恶、近善远罪,能达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但道德也不是万能的,它毕竟是柔性的,在制裁力上及不上法律的严厉与有效。所以,我们还是应当按照中央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说法,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在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进程中,要把道德教育作为基础性的工作来抓。 主持人:算起来,除了在上海有过几年党务工作经历,您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教书育人和做学问上了。您这样的选择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在人生选择上,对我们这些后辈,您有什么好的忠告吗?
罗国杰:说起来,我们曾经还是同行。我在同济大学学的法律,学习期间,参加了地下党。上海解放后,我先是在虹口区委工作,紧接着就到了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在工作中,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向组织提出要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从此,我的人生又开始了新的起点。关于人生选择,我认为把握两条就可以了:一是要考虑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二是要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可能来选择自己的工作。
主持人:您曾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以及多卷本的《中国传统道德》和《中国革命道德》等大型丛书,您不遗余力地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建言献策,您还应邀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授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您一直都在我国伦理学园地中耕耘,探询道德的真谛。 罗国杰:从1960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建立伦理学教研室开始,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我都在研究道德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人民的精神文明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并且造就千千万万的具有高尚社会主义道德的人才。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主持人:您今年77岁高寿了,可谓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齐。关于读书学习、做人、做学问,您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
罗国杰:一定要把学习和做人统一起来。学习与做人不能两张皮,最关键的是要用学来的知识理论指导自己做人做事的实践,像古人所说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我的看法是不能只把伦理学当做知识来学,而要去做,要学行统一。
主持人:谢谢罗老的教诲,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学术之树四季常青!
罗国杰:读书学习之余,我也练习书法。我常写两句话,“有德容乃大,无私心自安。”我们共勉吧。 人物背景:
罗国杰曾经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以及多卷本的《中国传统道德》和《中国革命道德》等大型丛书;曾经不遗余力地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廉政建设建言献策;曾经应邀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授中国儒家思想。77岁的他即便退休了也没有停止思想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