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面临缺工窘境，工厂不得不对工人作出让步。

　　而在到东莞已近10年的廖大军的印象里，过去工厂从来不用为留住工人发愁。

　　“很简单，你不干，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那时候工厂不像现在这么多，订单充足，经常加班至夜里24时，有时甚至要连续通宵加班。很多女工干着活儿就打起了瞌睡，被绣花针扎伤或被电热胶烫伤手指是经常的事情。

　　在研究区域经济的丁力教授看来，加班是珠三角经济模式的一个伴生物。

　　刚从浙江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时，丁力教授碰到一个困惑。他发现，珠三角多数企业既无销售部又无投资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企业，顶多只能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车间”。

　　时间一长，丁力总算弄明白了，他看到的“车间”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企业。即利用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香港接生产订单，到珠三角加工，赚取人工、原料、地租等成本差价的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生产方式及销售方式的企业。

　　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往往直接下到以自由贸易闻名的香港，香港各大贸易公司转手将这些订单发至遍布珠三角的大小工厂或贸易同行。为及时交货，这些从香港接到订单的较大的贸易公司，一方面会将部分订单直接下到工厂，同时还会将部分订单再次转包给更小的贸易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员海伟说。从一个人到上百人的贸易公司，和同样数不清的从10多个人到数万人的各类工厂，构成了这个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最为奇特的景象。

　　对工厂老板而言，尽管订单价格经过层层转手剥皮，利润已很微薄，但他们仍然能够确保自己的收益。办法是尽量增加产量，同时压低工人工资。“只有工人加班才意味着老板有更多的钱可以赚。”海伟说。

　　与西方工人以罢工要求“减少加班”不同，珠三角工人们在停工怠工中经常喊出的口号却是“恢复加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说，这是珠三角工人们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工人所得大部分源于加班，减少加班即意味着减少收入。“其实，如果基本工资足够高的话，没有工人愿意加超过两个小时的班”。

　　十年不变的低工资

　　“你这件T恤的人工费绝对不超过两块5毛钱。”一见面，24岁的付文华就摆出一副老车缝工的架势，指着记者穿的上衣说。这件名牌T恤在北京商场里打完折后卖80元人民币。

　　付文华刚刚辞去一家制衣厂的工作。从2000年离开湖北老家到东莞市虎门镇滨沙村一家制衣厂打工至今，他已经换了20多家工厂。跳来跳去，一心想多挣点钱的付文华沮丧地发现，居然还是第一家工厂的工资稍高一点。

　　与珠三角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起来，在东莞打了4年工的付文华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工资有什么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

　　但十多年不变的低工资正是珠三角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砝码。

　　以一件在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衬衫Hugo Boss为例，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其中各级经销商和品牌拥有者赚了108美元(占90%)，接受订单生产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而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只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1%至2%。

　　除法定税收外，工厂还必须向当地政府上缴贸易补偿费。以深圳宝安区公明镇为例，该镇每年1.8亿元的财政收入中，“三来一补”企业上缴的贸易补偿费就贡献了2500万元。资料显示，在珠三角发展初期，很多地方这笔收入占到当地经济总收入的90%以上。

　　当地村民们每年都可以从村里领到一笔分红，分红来自工厂的厂房租金。在珠三角，一些经营好的村，每个村民分红可高达10万余元。

　　“事实上，无论老板赚取的纯利润还是上缴的各项税费，包括当地村民拿到的年终分红，都来自工人超过自身劳动所得的剩余劳动。”刘开明博士说。

　　珠三角很多地方都与深圳一样，外来工已数倍于当地户籍人口。“没有外来工，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也没有今天的珠三角。”刘开明对这句话的解读是，除了政策和外来投资因素，来自中国的上千万廉价剩余劳动力，以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极低的劳动所得，为珠三角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

　　然而这个事实，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今年7月，丁力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做了一份“2002年广东省地区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人均GDP一直是评估地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以往均以户籍人口作为基数。这次丁力把户籍人口这个基数扩大至常住人口(含流动人口)这个总数。

　　令人吃惊的是，按照新的测算办法，人均GDP一直排名广东省第一的东莞市突然掉到了第九位。“这个结果从侧面反映了外来工为珠三角所作的贡献。”丁力说。

　　谁反对调高最低工资

　　为调高最低工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资处处长黄林琰发了火。

　　8月份，黄林琰到东莞市征求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意见。该市劳动局同意调高，但认为调整幅度不能太大，最好不要超过每月480元。东莞当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50元。

　　“但到了市政府，一位分管副市长连一分钱的调整都不同意。”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在珠三角，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节省人工成本，绝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

　　在东莞一家台资厂调研时，黄林琰发了第二通火。

　　这家工厂给工人开出的底薪为东莞最低工资水平每月450元。但该厂规定，其中280元为工人的基本工资。

　　“这看起来没什么，但因为涉及加班工资的计算，大有讲究。”黄林琰算了一笔账，按280元的基本工资，工人平常加班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就是每小时1.61元。平常、周末和节假日的每小时加班工资分别是这个基数的1.5倍、2倍和3倍。“实际上，加班工资的基数应该按45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来计算，为每小时2.69元”。

　　中山大学黄巧燕教授指出，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应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我国劳动部门也已出台了这样的规定。但目前珠三角城市这一比例却只能达到20%至30%。

　　全国总工会的警告

　　拥有7000多名常住人口的葵涌镇，像一片叶子斜挂在深圳东部。1993年11月19日，一条发自葵涌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当天下午，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打工妹罹难，53名打工妹被烧伤。从遇难人数看，这是仅次于泰国开达玩具厂的亚洲第二大火灾。

　　小英侥幸活了下来，却从此永远失去了左小腿。

　　拔山镇是忠县在致丽厂打工人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后来证实，有27名拔山青年在大火中被烧死，5人被烧伤。当时镇上只有一家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小邮局。噩耗传来，原本冷冷清清的小邮局突然挤满了发电报、打电话的拔山人。那段日子，拔山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失去儿女的老人的哀号……

　　检察机关查实，租下厂房后，劳钊泉雇人用铜线做保险线，严重违背了消防安全规定。

　　致丽厂火险隐患明显，何以能在此前4年时间里屡屡逃过消防安全检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方厂长黄国光和葵涌镇镇长曾伟东。

　　当年，消防人员到致丽厂检查，指出了13条火险隐患并要求限期整改。但身在香港的劳钊泉随即电话指示黄国光，送3000港币给消防检查人员摆平此事。“三来一补”企业几乎都是如此，老板一般委托港台经理负责生产经营；而中方委派的厂长由于在地方人缘活络，主要负责劳动、消防、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审批手续。

　　特大火灾惊动了全国总工会。一个由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永安带队的检查组急赴深圳，参与事故查处。全总的调查报告将“镇政府督促整改不力”、“片面强调投资环境，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过分迁就外商”列为大火造成惨重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

　　调查组还吃惊地发现，尽管致丽厂组建了工会，也挂了牌，但从未开展过任何活动，更不要说替工人维权。这个“空壳工会”的主席正是黄国光。

　　1994年12月15日，龙岗区人民法院静悄悄地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黄国光、劳钊泉、港方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等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镇长曾伟东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后来还升了职。

　　“事实上，镇里和老板合资办企业，村里收企业的厂房租金，镇里收取厂里上缴的工缴费，当地政府如何能保护工人的权益？”时任全总外商投资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田玉琨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当时是调查组成员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到地方检查时，他和同事们发现，就连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各地总工会都被分派了招商引资的任务。

　　机器吃人

　　1991年5月30日，东莞市石排镇兴业制衣厂曾发生一起特大火灾，起因与致丽大火如出一辙，72名工人丧生。兴业大火后，全总带队的安全检查团，就曾首度向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出警告：

　　“投资者急功近利，为获取利润不顾职工安全健康；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管理区和村，片面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和吸引外资，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不敢依法提出要求。”

　　遗憾的是，这次警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年后，有两位记者通过艰苦调查，揭开了珠三角令人震惊的工伤和职业病状况。

　　1999年1月15日，一篇题为《深圳屡屡发生工人被打死累死的恶性事件》的内参发至全国总工会及相关部委领导的手中。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有5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

　　“工伤律师”周立太给两位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

　　为了印证律师的数据，两位记者对深圳市7个医院的法医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调查。他们得到的结果是：7个法医室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