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乡村运动”的启示意义

　　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战略

　　话题缘起

　　我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广大的农村面貌仍然落后，农村脏乱差现象依然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以及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差距仍在扩大，因此，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摆在“十一五”规划的突出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发展，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支持保护的条件和能力，是该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时候了。那么，为什么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镇化战略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特邀专家探讨。

　　发展中国家农村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成功模式

　　上世纪70年代，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在1970年4月，韩国政府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始终保持在1∶0.8～1∶0.9之间。韩国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为重点的“新乡村运动”，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建设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成功模式。其主要做法是改善农村公路、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推动农村电气化、推广高产水稻品种、增加农民收入、积极发展农协组织和兴建村民会馆等八个方面。最近，韩国又发起了“一社一村”运动，就是一家公司、企业(“社”即“会社”的韩文简称)自愿与一个农村建立交流关系，对其进行“一帮一”的支援。三星、现代、韩国电力、韩国通讯、浦项钢铁等大型企业带头，政府部门也积极参与，迅速扩展成为全社会参与的支农运动。

　　韩国在上世纪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当前我国、我省遇到的问题极为相似，因而韩国的“新乡村运动”对当前我国、我省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从法律法规层面建立惠农、支农制度

　　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都是一个大思路、大政策，根本的方向没有错，但如果只靠政府发几个文件去推动，缺乏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则有操作难度大、持久性不强的可能。积30多年建设新农村的经验，目前韩国政府计划制订《城乡交流促进法》，就是想通过法律制度去保证“一社一村”运动的开展。鉴于全国立法时间长、难协调的状况，建议我省首先出台《新农村建设促进条例》，至少也要从明年起把新农村建设纳入省人大议案，建设期为10年，从制度上保证建设资金。

　　明确新农村建设投资主体是政府

　　韩国新乡村建设的重点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到10%，主要是免费提供水泥、钢筋。我省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离不开改村、改路、改水、改厕、改灶、改居，其中大部分工程是公益工程，自然需要政府投入；一些改厕、改灶、改居的个人工程也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当前，我省农村农民积贫积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近年，我省财政对农业投资呈下降趋势，2004年我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44.05亿元，与更新改造投资共计51.3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8%，与韩国的10%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因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虽然是农民，但投入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我省应学习韩国的做法，向农民免费提供水泥、钢筋，以释放过剩的水泥、钢铁潜能，启动内需。

　　实行分类政策，“先动先扶、不动不扶”

　　为便于管理和指导，韩国政府把农村划分为自立、自助、基础三类，参与程度最高的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这一做法值得我省学习借鉴。我省农村发展很不平稳，山区农村和珠三角农村差别很大，建议实行分类政策，分类指导。珠三角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各市负责，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农村建设资金主要由省筹集，并按“先动先扶、不动不扶”原则，广泛宣传发动，征求群众意见，把全省近2万个村划分为先动村、迟动村、不动村，对先动村、迟动村分缓急首先规划，并实行先规划先扶持，后规划后扶持，不规划不扶持。

　　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全民支农

　　这也是韩国成功的经验之一。建议结合当前在全省开展的“十百千万工程”下农村驻点的力量，整合目前各部门开展的“文明村”、“生态村”、“卫生村”、“小康示范村”活动，统一定为“新农村”活动，大力推进改村、改路、改水等以改良为主的工程项目，以项目为抓手，带动新农村建设活动。并把明年定为“新农村建设年”。同时，充分发动各部门、企业、学校、事业单位都挂一个村，出钱、出力、出人，一挂10年，形成全民支农的局面。

　　(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