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他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喜欢住得那样长。

　　在20世纪90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周恩来与浙江》，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在这些丛书里，有当时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有警卫接待人员、有伟人身边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我感到这些文章都写得很亲切、很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富豪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到他死前3年才完工。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我和警卫人员也住在刘庄。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杭州解放后谭启龙同志住在这里。毛主席来之前，谭启龙同志坚持要让出来，准备给主席在杭州期间办公用。如今别墅前那座平房就是当年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回刘庄休息。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泽东同志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宪法起草小组于1954年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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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两个半月。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在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怀里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

　　那年毛主席60周岁，两鬓已有一些白发。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正好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大概他是有意避开这一天的。到了杭州住下后，江青对我说，主席不愿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她建议，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我告诉了中共浙江省委，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

　　30日晚，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桌上除了平时用的菜外，特地摆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贺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主席祝酒，主席高兴地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那晚他喝了不少。他对杭州菜很感兴趣。1921年他从湖南到上海、浙江嘉兴参加中共“一大”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对杭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了。追往抚今，怎不令他高兴和感慨万分。

　　我和主席坐同一桌。我除了向主席祝酒以外，还要和北京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互相敬酒，差不多已经喝了一瓶多茅台。可是快到结束时，在主席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估计主席已发现我的酒量不小，就说：“这里还有四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主席说了，我也不好推却。鼓起勇气，把四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足有二两。主席高兴得大声说：“好！”

　　那晚我喝了将近两瓶茅台，并无醉意。大概是那次我给主席留下了喜欢喝酒的深刻印象，所以后来我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关押在北京时，主席知道后说：王芳我很熟悉，他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叫他以后别喝了。

　　吃好饭后，主席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立即离席。大家围着主席说闲话。

　　罗瑞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当时为了做好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陪主席从北京来到杭州。这时，他指着我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人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

　　我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就行，不过我又说，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那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着“王芳”，改名字当然也得上级批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