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话不通，我和团长用电台和师部联系。程师长朱政委在电报中指示我们，师各部队在前面，要继续阻止敌人，争取利用地形坚守阵地，以重大杀伤敌人，保障我军主力重新调整部署，继续抗击陈诚纵队的进攻。并要我团坚持到下午黄昏时再转移阵地。根据师首长指示，我和团长研究，现在到中午时间，还有半天，我们要争取时间加强第二线阵地工事，并在鸡公山最后一个山峰上继续加强工事，固守这一阵地。

　　下午二点左右，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继续向我阵地发起猛攻，战士们打得很勇敢，经过反冲锋把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打垮了。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到下午三时，我第二道防线被敌人攻破了。我要求部队坚守在鸡公山最高点，充分利用地形抗击敌人的进攻。从地形上是有利于我，但未有坚固的工事，我们一边战斗一边加固工事。部队虽然伤亡很大，但战斗士气仍然很高。我要团部直属单位、警卫通信排和机关参谋人员全部组织起来参加战斗，以加强一线的战斗力。

　　下午四点左右，敌人调动约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我阵地强攻。正面有两个多团兵力，其余的从两侧发起猛攻6我全团指战员坚持守卫阵地，集中火力向进攻之敌反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反击敌人时，用手榴弹、刺刀与敌人拼搏。部队又伤亡170多人，李团长也负了伤，我和团参谋长继续指挥战斗，把五个连全部投入了战斗，一直坚持到下午六点多钟。敌人以两三个团的优势兵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两面夹攻，突破了我最后阵地。坚持到黄昏时我命令部队分头撤出鸡公山。

　　鸡公山战斗敌我兵力悬殊，我团阻击十几倍的敌人，全体官兵发扬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敌伤亡400余人，我团伤亡270多人，打了一个消耗战。这次战斗也说明，那种分兵把口、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错误的。

　　1934年，上级根据第五次反“围剿"部队伤亡很大，又不能及时补充兵员和物资的情况，命令九军团整编，并将我十四师分编到各个部队。我带了一部分兵力，补充到三军团五师十五团，我担任团政委，团长白志文，参谋长何德全。我们部队在这段时间里，边行军边作战，部队一直没有休整的机会。

　　为了阻止敌人由广昌从高虎垴向中央苏维埃所在地瑞金进攻，部队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每天加修工事。我抽空下连队了解干部战士思想情况时，发现部队干部战士对第五次“围剿"的战斗表现出了不满情绪。记得在讨论中干部战士提出了许多问题。有的同志说，为什么叫我们天天坚守阵地，打阵地战，什么短促突击，消灭敌人，结果总是被动挨打，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消灭敌人；采取分兵把口，结果那里也守不住，到处挨打，部队伤亡大，消耗大，你看我们身上还有多少发子弹?过去每人子弹袋里装得满满的，现在是越打越少，没有缴获没有补充，子弹袋快空了，打完了怎么办?为什么过去抓俘虏多，缴获枪支弹药多，可以补充自己，现在不但捉不到俘虏，缴获也少，老是打消耗战，这样打下去怎么办呀?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干部战士政治觉悟高，能辨别是非，但不了解上面是怎么回事。在路线斗争上老实说我当时也讲不清楚。遵义会议后才认识到这是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解放后，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刘伯承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这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可以概括为典型的拼命主义。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1934年四月中下旬，敌人集中十几个师兵力向我苏区北大门广昌地区进行进攻。红军集中了第一、三、九三个军团的九个师的兵力与敌人决战，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战。开始敌人向广昌沿盱江推.进时，集中兵力向我东岸进攻。我们五师同其他部队协同作战。半个多月里，在几十里韵正面战场进行防御战，当时称为广昌战役。红军遭到严重损失，最后放弃了广昌。

　　敌人占领广昌之后即集中兵力继续向前推进，直逼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