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写“愤青”：叛逆背后的温情

　　“总有天我也会变为一个戏子，穿着华丽的戏服，唱着并没有什么意思的词。舞台上的戏精采的让人无奈，因为太完美让人心烦。可这些戏演的没完没了，我开始学着承受，所谓的愤青只是血气方刚的斥责而已，对于现实这些斥责显得苍白无力。”

　　1990年出生的侯少蒙很“愤青”，借着《当愤青走过戏台》一文主人公狗子的反叛，与这个像小流氓一般的愤青表现出来的张扬和偏激，表达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感慨。

　　可读完侯少蒙的文章，《江南》杂志社主编袁敏却怦然心动。袁敏看过许多“愤青”的文字，嬉笑怒骂，血气方刚，“虽然出格，阅后却常觉很爽。然而爽过之后真正能打动你内心，让你回味和思考的却不多”。

　　袁敏说，在作者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藏匿着一份温情，如同文中提到的“我们的好坏也是无从下定论的。在大人的眼里，我们是混混；而在兄弟眼里，我们是最好的兄弟”，这样的温情是可以呵护培育成美丽的人性之花的，然而却被大多数成人和传统教育理念下的老师、家长忽略了，而这种忽略伤害了孩子，让他们由此而对这个世界产生了隔膜和距离，从而戴上了愤青的面具，因为他们内心所渴望的了解和理解总是离他们很远。

　　“该诅咒的15岁”：苦难与感恩同在

　　“十五岁的生命，便被逼着去接近另一个高度，一切在成长间发生的事都无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印。我站在自己内心的边缘，观望黑暗深渊，试图在洋洋大海中找到微明时分的光亮。”

　　在《左耳·右岸》中，1989年出生的朱怡写了15岁时面临的那场灾难：左耳听力全无，心脏预激综合症，间接性耳鸣。

　　苦难令人早熟，当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建新读完《左耳·右岸》时，头脑里跳出来的，就是这句话。“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正是星光灿烂、前途似锦的年龄，本不该有这种让人心碎的痛苦感受的，可作者经历了这样的痛苦。这个该诅咒的‘十五岁’，一定让作者刻骨铭心。文笔简洁而老练，显示出了超过作者真实年龄的成熟。”

　　然而十五岁并没有止步于苦难。更让陈建新感动的是她对父母的描绘。

　　--在带着她求医的路途中，“十字路口，我看到他们黑色的背影，他微微停顿，似不知该往哪里走。我看着寒风中的父母，苍白、落寞，在如此盛大的背景中显得那么孤独，仿佛只是迷路的小孩。那时侯我才突然明白，原来父母也是有着天生弱点的大人，原来他们的高大并不是理所当然，一样需要彼此相依，甚至宽悯。”

　　--在母亲日日陪伴看护她的日子里，“母亲一直都是讲究的女子。经常买精致的衣服，戴首饰，还会去美容院做面膜。但现在和我一起住在医院里，也便只能草草了事甚至容忍和将就。我……看着母亲弯着腰，站在医院肮脏水槽遍边洗头的背影，一瞬间，我心疼了。母亲的头发是刚烫过的韩式波浪卷，挑染了一点点金黄色，如瀑布般一泻而下。平日都是护发素营养水精心护理的。现在的她，只是就着两热水瓶的热水，在冬日冰凉昏暗的病房小卫生间里洗头。”

　　陈建新说，“读到这里，我的鼻子竟微微发酸。我被作者母亲的母爱感动了，也为作者细微的观察与体验感动。人们常常说，这一代独生子女，是心中只有自我的一代人。他们把被人关怀当作天经地义，但却没有学会去关怀别人。可作者这样的叙写，让我对这样的结论产生了怀疑。”